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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金庸與《明報》 》
第54節：第十六章 火燒《明報》(1)
張圭陽 Zhang Guiyang
第十六章 火燒《明報》
金庸《參草有感》：
"法無定法法治難，
夕改朝令纍卵危。
一字千金籌善法，
三番四復問良規。
難言句句兼珠玉，
切望條條奠固基。
叫號長街燒草案，
苦心太息少人知。"
金庸在1985年6月被中國政府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之後，便以極大的精神和氣力，投身工作。《明報》也一如過往一樣，花很大的氣力，報道基本法起草的活動。金庸的活動、金庸對基本法的看法，在《明報》的新聞版位上，得到大篇幅地報道。
基本法主流方案引發的爭議
1986年4月，草委會成立了五個專題小組，着手草擬各項章節。金庸成為港方政治體製小組召集人。政治體製小組是五個小組中，最多草委參加的一個小組，成員包括金庸、蕭蔚雲（中方召集人、北京大學法律係主任）、毛鈞年（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司徒華（立法局議員、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劉皇發（新界鄉議局主席）、許崇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律委員會副主席）、李後（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柱銘（立法局議員）、李福善（按察司）、張友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常委）、鄭偉榮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項淳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律委員會副主席）、查濟民（中國染廠主席）、黃麗鬆（香港大學校長）、黃保欣（中華廠商會名譽主席）、魯平（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秘書長）、雷潔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常委）、廖瑤珠（大律師）、端木正（廣東中山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譚惠珠（大律師）。金庸除了要負起政治體製小組港方的召集人工作外，亦參加了經濟專題小組。隨着基本法草擬工作的開展，《明報》對這一類活動的報道，占了很大的篇幅。以1986年4月21日的《明報》來看，這一天的《明報》出紙八張，共三十二版，拙去十六版廣告，共有十六版文字篇幅，而有關基本法的新聞報道及評論，占了四個版。
金庸對這段時期《明報》以大篇幅報道基本法起草工作，不斷予以正面肯定。在編輯委員會會議上，金庸經常引述其他草委對《明報》的評價。例如金庸出席1987年2月24日第51次編輯委員會會議上，便提到在"昆明開會，國內草委將《明報》與《大公報》、《文匯報》比較，覺得《明報》要好看得多。香港草委亦覺得我們報紙進步大"。1987年4月21日，金庸在第59次編委會上說："在北京開會，鄭正訓等一批草委要求看《明報》……""這次廣州開會，國內人士對我們報紙評價甚高，並加以贊揚。各單位都訂有《明報》，而開會時各委員亦看到《明報》。"金庸又提出報道基本法的內容。如基本法初稿在1988年4月28日公佈，全文共數萬字，執行總編輯麥中誠很猶豫，應否全文照登。金庸表示要全文刊登，還可以加出兩張紙來刊登。報社主事人熱心基本法，編采部門，也就更自覺地去捕捉每一個有利基本法草擬的消息。
1987年12月16日，基本法六次全體會議在廣州閉幕。會議决定在1988年4月下旬召開第七次全體會議，推出基本法草案（草稿），諮詢香港各界人士意見。由於香港社會不同團體對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産生辦法、議會産生的辦法有很大的差距，1988年4月政治體製小組並未能拿出一套或幾套方案，衹能在各有關條文草稿上說明各方的分歧。
1988年11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製小組在廣州舉行會議，會上港方小組召集人金庸提出了一個政製協調方案。會議沒有就某一個特定方案來討論，而是就1997年後每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運作一項一項地來討論。小組討論後所通過的方案，被稱為"主流方案"，由於"主流方案"接近金庸所提出的方案，因此外界也就一直以"主流方案"等同於"金庸方案"。
"主流方案"帶出兩點最具爭議的內容，一是特區行政長官的普選日期，要在第三屆政府完結前舉行全港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行政長官由普選産生。換言之，特區長官最快要在2012年纔會由普選産生。另一點是立法議會成員由普選産生的名額，到2007年纔占立法會名額的一半。
"主流方案"甫出現，馬上引起香港爭取民主的政治團體的攻擊，認為方案太過保守，推遲了香港政治走嚮民主的進程。香港爭取民主團體的強烈反對，與香港政府推行的代議政製有關，當中的始發點，源自1982年的首次區議會選舉。在中英雙方展開香港前途會談時，英國政府也同時在香港推行地方議會選舉，十八個地方區議會一半議席由普選産生。這引發了香港許多議政團體由議政走上參政之途。
中英聯合聲明尚未有正式簽署前，香港政府在1984年7月18日發表《代議政製檢討緑皮書》，計劃要在香港推行"有階段性、有限度的議會民主制度"。1984年11月21日，港府發表《代議政製緑皮書》，進一步擴大由功能團體及選舉團進入立法局的議席數目，由緑皮書建議的十二席增加到二十四席。1987年港府的政製檢討，再進一步擴大民主選舉成分，最後導致1991年立法局議席全面由普選及間選産生。香港政府在七年間積極推動議會民主，但是在發展步伐上卻與中國政府的部署有出入。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後在1988年提請註意，如果港府在當年就推動立法局直選，有違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政府一直希望，1997年以後的政製，應與以前的政製銜接。而在基本法還在草擬的過程中，英方已經在香港大步推行代議政製，把民主的成分大幅加入政府體係內。
從1982年至1986年，議政的壓力團體相繼涌現，計有：
1984年9月，八十九個壓力團體組成了聯席會議，爭取立法局內有更多直選議席。1985年5月，部分壓力團體認為，在三年內壓力團體會轉化成為政黨，參加1988年的立法局選舉。港督衛奕信爵士亦表示，1991年香港出現政黨是自然趨勢。事實上，香港衆多的壓力團體，從1984年到1986年，已經逐步轉為政黨模式運作。他們亦提出口號，要第一屆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由選民直接投票選舉産生。香港的各類民意調查亦顯示，七成以上被訪者認為，立法局議席應由直選産生。在以上的環境氣氛下，基本法政製主流方案定出要到2012年纔决定是否由普選産生行政長官；而立法議會的普選議席，到了2007年纔占一半。將基本法的發展民主的步伐與香港政府發展民主步伐兩者相比，爭取民主的團體，自然是對草擬方案大表反感，認為非常保守。《明報》及金庸受到了衆多民主團體的圍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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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湖北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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