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一次下楼要去外边，却碰见了楼道一位老太太。她打量着我问我怎么好多天没见到我。我刚想说去北京了，却突然缩回去了。我吱唔着，我庆幸自己得亏没有实话实说。当时，听人说隔离期是十二天，又有一说是二十天。无论多少天，我当时都属于“刑期”未满。
那些天，特别回避“北京”二字，连边儿都不敢沾。一向不善于说谎的我，就怕遇到熟人问我怎么最近没看到你呀之类。沈阳没有发现非典，但是，那几天比发现了非典还紧张。非典之于沈阳，就像有一棵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暴似的，只不过由谁引暴，什么时候引暴而已。
现在说来，那都是虚惊，是市民的神经过于脆弱，往好了说，是市里领导比较看重他们的官位。虚惊中，不乏幽默与荒诞，但无论什么感觉，对于我们这座厚实而粗犷的城市来说，早已踪迹皆无。我们城市以零的纪录，与非典无缘。有人说这是市长们的偶然福气，也有人归昝于我们城市采取得及时的果断的防范措施。
我们的偌大的城市，因为一个非典没有，在我们这些所谓写家写手去采访“非典”时，不免有种不过瘾感。广州有个钟南山，还有邓练贤，北京也有感人的英雄。我们沈阳虽然没有非典，但也有非典当中涌现的英雄。比如，组织上派我采访的那个辽宁省疫情中心的主任就算这类人物。他亲临一位非典死者现场，为死者打包。三层白布，全用过氧乙酸浸透，严实地绑扎完死者的头部后，再裹缠一层塑料，用纸棺装入，挖一个四至六米深的大坑，在里面烧葬，再深埋。所有瘟疫倒霉者都是这么处置的。他当时戴的是美国进口的N95口罩。他的勇敢来自他的专业知识。
他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头一个惊醒者。他买了一批防护服，并且开始培训。在此之前，这座城市从未见到这可望而不可及的白色的纸质的一次性的连体防护服。
这个城市如今恐怕只有他会记住头一次非典袭击城市时，是4月5日19点45分。如果写故事片的话，片头出现的字幕是：桃仙机场。然后，一片黑幕。黑幕中有刺耳的救护车鸣笛，增加紧张恐怖气氛。然后，夜幕的停机坪出现一架飞机。飞机由香港飞来。他居然还能记住航班号为：CJ635/6APR。一队白色美式防护服，突然包围了飞机。然后是给飞机消毒，再然后是将机上的全部乘客一个不落地“特殊关照”起来，让他们住进了宾馆。这是我们这个城市隔离史上的头一例！
被隔离的人中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疫情预防中心主任说，尽管这些乘客们对于这种“关照”都有着想不通，但是，经过解释，人们也都释然，配合“关照”，但惟有我们自己城市中的人骂不绝口，而且摆出一副小官僚的不可一世的架式。他感叹着说：人呀，素质可太不一样了！
被采访者赵卓如此得出结论时，我不免在问自己：如果我也在那趟班机上，我会不会表现出一种高素质的配合呢？
我们城市第二次虚惊是在沈阳第四医院。那里住着一位北京回来的警察，据说高烧不退还到处遛达挨个病房串，结果，这所医院被封。疫情主任说，当时咨询他时，他是不同意封四院的，因为医院怎么可以轻意封呢？但是，我们的城市就是硬性把个大医院封了五天。然后，调查所有去过四院的人。而我妻子偏偏去了四院看眼睛，更偏偏的是，她去看眼睛时，那个非典疑似警察也去看了眼睛，前后不过一小时。肯定是同一个眼科医生给看的。因此，我们的城市我们家也因这一事件紧张起来，而我刚刚获禁，妻子又成了可能引暴的炸弹。我与女儿开始将她隔离起来。
当四院解封时，我的妻子也松了口气，原来那个警察退烧了。他退烧了，我们的城市也退烧了。但是，没过多久，第三次紧张陡然而起，而且这一次其轰动性更是惊天动地！
那是个星期天的晚上，大约有二十点的时候，女儿突然打来电话，她说她们学校出大事了。女儿一开口就把我们吓得够呛：她们学校发现了一个非典，现在满院子都是车，所有领导都来了。女儿说她被封在了院子里，进不去寝室了，而在寝室里的同学又不能到院子了。好在天不冷，我们劝女儿要沉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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