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向左！向左！！向左！！！”的呼声，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它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趋向，一股涌动于激进的年轻人中的思潮：在党的领导下，一路“向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导向。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第4期的编者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
首先，这一期刊物的编辑指导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的。如前引《编者的话》中所说，编者的着眼点是“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这背后是一个历史的眼光与学者立场：编者显然意识到这一段整风鸣放在北大校史，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此，需要“真实地反映”其“情况”，保存原始的资料，以流传后代。于是，在刊登“正面”文章的同时，也将其所针对的“反面”材料“附录”：比如，在《我们的歌》之前，“附”上了张元勋、沈泽宜的《是时候了》；在《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后，“附”上了陈奉孝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等等。编辑对这期选登的《贴在墙上的诗》的处理，处处都显示了一种历史感。比如大部分诗都保留了写作或贴出的时间，这就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样的编辑指导思想与方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鲁迅早就说过，论战总是双方的，如果只取“一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因此主张“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题未定”草（八）》，《鲁迅全集》卷6，页446。他自己编的杂文集里就经常附录论战对方的文章。而且看来《红楼》第4期这样的编辑方针也是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理解和支持的：这一期《红楼》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份，这是创记录的，创刊号最初发行一千册，后来加印也才有二千份；原因就是许多师生都是将其当作“历史资料”，特地购来保存，或作为反映北大整风运动情况的“可靠刊物”寄赠自己的亲友。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载《红楼》第5、6期。但从批判者的眼光看，这就是扩散了右派的影响，“客观上”帮了右派的忙。
而且尽管编者主观上也想区分“香花”与“毒草”，就有了前述“正面”文章与“反面”文章的不同处理；但当时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什么是“香花”、“毒草”，也并不容易区分，这一期《红楼》就将后来被划作右派的江文的《新“乐府”诗选》作为“正面”文章刊登出来，也许因为是讽喻诗，又是古体新用，艺术上颇有特色，编辑格外看重，还特地加上了花边，这就更闯了大祸：因为就在6月1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该文以《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对毛泽东在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的讲话的不同编排处理为例，强调报纸的“编排也有政治性”。并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按语，进一步提出“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以此断定《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红楼》第4期对“右派分子”江文的新乐府诗的编排处理，要受到猛烈的批判，就更是必然的了。
同时受到尖锐批判的还有一首题为《一个“党员”的自我礼赞》的诗及其编排处理。这也是一首讽喻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既然我是个共产党员，/就说明我是站在群众之前；/我是旗子，是真理的化身，/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焰”，这本是对某些党员以“特殊材料”自居的思想的一个嘲讽，这在当时自然要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据后来编辑部的检讨说明，他们本来是准备将其作为“反面”文章处理，但匆忙间竟忘记了加上“附录”二字，就作为“正面”文章登出来了。但就算是一个技术性差错，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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