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这是一个螺旋形的上升。我认为这种回归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而是整合以后的多元文明的融合，是好事。
张越：就我们中国的现实来说，我们价值多元化，同时又伴着价值虚空。
于丹：对。
张越：你可能日子过得好了，但是你心里会觉得不快乐，所以大家要在精神上找出路，其中的出路之一可能就是回到古典。可以说，这一次的热潮中，你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吧？
于丹：对，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也跟我出现的方式有关系，我不是以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如果以教授的身份来开讲，我应该讲传媒学，但是我讲的不是我现在教的专业内容。其实，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面对《论语》，完成了一次自我心有所得的呈现，进行了一次用普通民众话语的沟通。我认为，这里面是非学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觉得《百家讲坛》是一个大众传媒的平台，它要面对的就是普通的大众。大家可以说，这个人她不是什么教国学的大学教授，她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一个文革时期才出生的女人，这一切都跟经典不太沾边，但是这样一个人她能读《论语》，那么一个农村大妈她有什么不能读的，一个中学生他有什么不能读的，一个下岗职工他有什么不能读的？我都这么读下来了，大家愿意读都可以读啊。
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还原一种经典，也就是说，让历史活在当下，用生命去激活经典，这是一种可能性。大家都参与到里面来了。我觉得，我传递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比起我讲的内容，其价值要大得多。
张越：你觉得你现在讲《论语》，讲《庄子》，说话方式跟你以往讲课时说话的方式一样吗？
于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在大学里面讲课，其实也是一个老讲故事的人。我觉得，我是念传媒专业出身，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当你传递无效信息，用语流去袭击受众的时候，你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传播信息，不在于你传递的信息有多少，而在于里面有效信息有多少，就是人们要能记住你的东西。
怎么记住？人们一般容易记住有情节的东西，感同身受的东西。所以，从单纯的义理去阐发，你语流再庞大，也是无法记忆的。所以，我在大学里讲课就老讲故事，而且就是这样一个话语方式。当然，讲的内容不同，学理层次也不同，可能有很多专业性的东西。我用这样一种方式更有意识地跟大家沟通，一定要离现在的生活近，让大家带着疑问去贴近经典。没有这个问号，经典那个沉甸甸的封面是翻不开的。
张越：你是说，讲得再好，如果对方全没听进去，那就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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