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像《倾城之恋》中说的，“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也许的确“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可是容得下她这样一个成名心切，不想“平凡”，而今已变得大红大紫的人物吗？能让她惬意地保持着个人主义的一方净土吗？
原先持个人主义立场，在日本人的淫威下屈服，或从原先立场后退的，大有人在。周作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20年代即倡导“个人的人间本位”，后宣布退出社会活动，转而经营“自己的园地”，超脱于一切党派、思潮、争论之上，闭户读书，以其渊博的学识、清明的智慧烛照人生社会，隐然是纷攘喧嚣的现代社会中一位高洁出尘的隐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他简直就是一种人格，一种处世风范的象征。像这样一个洁身自好的人物，当然无比爱惜自己的羽毛。他羁留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原也只想维持往日舒适闲逸的生活原型，缄口搁笔，闭门“苦住”。但是日本人不让他享受这样的清静，必要令他为己所用。威逼施压之下，周作人终于就范，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长、文学院长而“国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恂恂儒者竟至于穿上军装，戴上日本人的战斗帽。作为一个清高自恃的个人主义者，周作人的这番遭际不禁使人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的一句判词——“欲洁何曾洁”。
但是张爱玲的处境是不同的。周作人不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巨大，而且精通日文，对日本文化了解甚深，在日本也有一定知名度，所以早被日本文化特务打了主意。周作人一旦变节，全中国文化界皆为之震动，沦陷区的许多文人也跟着纷纷“落水”。张爱玲不过是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出道甚晚，无党无派，没有号召力；即便大红大紫，也只不过是个有“俗名”的职业小说家而已，并无太大的利用价值。
沦陷后的上海，许多在“孤岛”时期呐喊抗日，痛斥投降派的作家处境险恶，一些作家为此蹲日伪的班房而终不屈服，胆怯者则急于洗刷自己，主动“洗心革面”，摇身登上“和平文坛”。张爱玲则没有反日的“前科”，且素不问政治，所写不过男女之私、家长里短，从政治的角度看是个没有色彩、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所以轮不到她来面临上面那些“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刻。而且以她或深或浅有些交往的那些人物论，她也算是“朝中有人”的，真的遇上要她在政治上表态的局面，为她搪塞、说项亦并非不可能。
平心而论，在某种程度上，在有限的范围内，张爱玲的确仍然可以保持她的个人主义。沦陷区的大环境也留下了这样的缝隙。
日本人以武力占领了中国的东南半壁河山，但中国政府并未俯首称臣，左右支绌忙于在军事上、政治上站稳脚跟的日本人，实在无暇顾及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且也根本拿不出一套稍微像样点的文化政策。日本宣传家声称侵略之举有反共防共的意义，但中国老百姓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奢谈亚洲的兴起，称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是亚洲人起而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但这说辞鬼也不信。拿不出可以充当意识形态的货色，只好又把孔教抬出来维系人心，以造就“中心意识”，利其统治。然而也不过是虚应事故，走走过场。周作人写《中国的思想问题》，坚持其理性态度，与日伪所倡孔教大有违碍，虽有日本狂热分子片冈铁兵跳出来斥责“反动老作家”，但日方很快息事宁人，以不了了之。后来周作人一口咬定此事是他的学生沈启无从中捣鬼，登报声明，将其革出师门，一场风波遂染上私人恩怨色彩。
在文学方面，日伪配合“大东亚圣战”，曾鼓吹“大东亚文学”，与抗战文艺唱对台戏，又有所谓“和平文学”。但抗战文艺有民众的民族情绪作基础，“和平文学”之流则既是暗地的宣传，又不得人心，徒增人恨，鼓动家唇燥舌焦给文坛指“方向”，可他们自己终亦数不出几部作品能算作是他们的“进账”，很快自感无趣，偃旗息鼓。南方沦陷区与东北、华北沦陷区更有不同，日本人在那边经营日久，根基稍深，尚可拼凑一些文艺机构组织，在其操纵下搞些有规模的活动，上海、南京这边则是一盘散沙，不成阵式。所以，沦陷区的文坛终形成这样的局面：只要不涉政治，不谈国事，没有明显的反日倾向，各种作品均听之任之。而且30年代成名的作家大多退入大后方，沦陷区文坛实际上仍遥尊那边为主力，甚至日本人控制的报刊、“文坛动态”等专栏内也常登那些一贯宣传抗日的作家的消息，意识形态的半真空状态，于此可见一斑。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