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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殷纣王听到周军会师牧野，兵临城下的消息后，惊恐之中不得不从爱妾妲己的怀里踉跄走出，匆忙拼凑起17万人马，号称70万大军到牧野迎战。
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牧野之战开始了，周武王命令吕尚率勇士数人前去挑战。只见吕尚如老鹰奋击长空，大有一口将纣王吞入腹中之势。随后，武王以精锐部队“虎贲(勇士)三千人，戎车(兵车)三百辆”为先导，如急风暴雨般向商军阵地冲杀过去。商纣王的军队原本就是以奴隶和流氓无产者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平时受尽压迫和虐待，对殷商王朝早已恨之入骨。面对周军的凌厉攻势，不堪一击，随之在阵前哗变，纷纷掉转戈头，与押送他们的商兵头领厮杀起来。号称拥有70万之众的商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商纣王见大势已去，转身逃回城中，登上鹿台，眼望从四面潮水般涌来的周军，知道自己已无逃脱的可能，于鹿台之上自焚身亡。
周人及其友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商都朝歌内的百姓满怀喜悦迎接周武王的到来。灭商的第二天，周武王命人扫除道路，重整河山，举行了一次即位仪式，并隆重宣布：按上天旨意，周革殷命，政权更迭，当今是周家天下。自此之后，周为天下共主，一个新兴的王朝在华夏大地诞生了。
武王克商无疑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对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积年的起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可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这个定点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由于武王克商有着重大而非凡的影响力，所以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比较丰富，同时史料中还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记录，这就为古今中外的学者利用文献和天文历法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可能。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这一切，学者们的推算仅仅“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而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单纯的理论推算复杂、困难得多。因为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异，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董作宾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人尝试解决了。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当推西汉末年与王莽同一时代，曾一度追随过王皇帝且荣登国师之位，显赫一时的刘歆。
公元前7年，刘歆制定了著名的《三统历》，并根据《三统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这一结论在此后2000年间影响至深，几乎成为正统。如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刘硕通鉴外记》、郑樵《通志》、元代金履祥《通鉴前编》等皆从其说。尽管刘歆的推算并不可靠，但学术界还是公认他制定的历术开创了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对后世学者给予了很大启示。
继刘歆之后，关于武王克商年的研究，影响较大者乃唐代僧人一行根据《大衍历》所推算的公元前1111年之说。这一结论得到了董作宾等现代学者的支持。
除一行之外，关于对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代不乏人，并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孔颖达疏《毛诗·大雅·文王》推算的公元前1130年说，据皇甫谧《帝王世纪》推算的公元前1122年说，据今本《竹书纪年》推算的公元前1050年说等等。而学者姚文田在《周初年月日岁星考》中，一次共推出了公元前1067、1066、1065年三种说法。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研究武王克商之年的学者越来越多，参与研究的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学者。研究者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尽管彼此之间仍有很大的悬殊和差异，但毕竟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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