舂陵行并序
元结
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
军国多所需， 切责在有司。
有司临郡县， 刑法竞欲施。
供给岂不忧？ 征敛又可悲。
州小经乱亡， 遗人实困疲。
大乡无十家， 大族命单赢。
朝餐是草根， 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 意速行步迟。
追呼尚不忍， 况乃鞭扑之！
邮亭传急符， 来往迹相追。
更无宽大恩， 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儿女， 言发恐乱随。
悉使索其家， 而又无生资。
听彼道路言， 怨伤谁复知！
“去冬山贼来， 杀夺几无遗。
所愿见王官， 抚养以惠慈。
奈何重驱逐， 不使存活为１
安人天子命， 符节我所持。
州县忽乱亡， 得罪复是谁？
逋缓违诏令， 蒙责固其宜。
前贤重守分， 恶以祸福移。
亦云贵守官， 不爱能适时。
顾惟孱弱者， 正直当不亏。
何人采国风， 吾欲献此辞。
这首《舂陵行》是元结的代表作之一，曾博得杜甫的激赏。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诗中说：“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指《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舂陵行》确实是灿若秋月华星的不朽诗篇。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诗人任道州刺史；第二年五月，诗人来到任所。道州旧有四万多户人家，几经兵荒马乱，剩下的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人民疲困不堪，而官府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已。元结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曾上书为民请命，并在任所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很有政绩。他的《舂陵行》，就反映了当时苦难的现实，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全诗分为三部分。前四句是第一部分，写上情，概括叙述了赋税繁多，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军国多所需”是本诗的关键，是人民痛苦的根源，诗人痛感于赋税的繁重，所以开篇提明，单刀直入。这么多的需求，哪儿来呢？自然是命地方官去找老百姓要，于是引出下文。“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顶针句的运用，从形式上造成一种紧迫感，表现上级官府催促之急。而官吏却一个赛似一个地施用重刑，催逼频繁而严厉，百姓怎么受得了呢？短短数语，渲染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供给岂不忧”至“况乃鞭扑之”是第二部分，写下情，具体描述百姓困苦不堪的处境。
前两句“忧”与“悲”对举，通过反诘、感叹语气的变化，刻画了一个封建时代的良吏的矛盾心理：即忧虑军国的供给，又悲悯征敛下的百姓。诗句充满对急征暴敛的反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在这屡经乱亡的年代，百姓负担重荷，“困疲”已极。诗人只选取了“大乡”“大族”来反映，他们尚且以草根树皮为食，小乡小户的困苦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只用两句诗，就活画出被统治阶级苛剥殆尽的百姓的孱弱形象。由此而引起的诗人的同情和感慨，“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又为第三部分的描写埋下了伏线。
前两部分从大处着笔，勾画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面又从细处落墨，抽出具体的催租场景进行细致的描写。“邮亭传急符”以下是第三部分，写诗人在催征赋税时的思想活动。
诗人先用“急符”二字交代催征的紧急。接着再加一句“来往迹相追”，一个“追”字，具体形象地展现出急迫的情状。诗人深受其累，在这首诗的自序中说：“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他对此异常不满，明确指责这种“迫促”毫无“宽大”之“恩”。
然后集中笔墨揭示诗人的内心世界，把诗人的感情变化写得非常委婉，非常细腻。一开始，诗人设想了各种催缴租税的办法：让他们卖儿卖女──不行，那样会逼得他们铤而走险；抄家以偿租赋──也不行，他们还靠什么生活呢？写到这里，诗人荡开一笔，借所听到的“道路言”表现人民的怨声载道。“重驱逐”的“重”字，既照应前面的“乱亡”“山贼”字样，也写出官凶于“贼”的腐败政治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怨愤情绪。这就促使诗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诗人由设法催促征敛，转而决心笃行守分爱民的正直之道，甚至不顾抗诏获罪，毅然作出了违令缓租的决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上达君王，请求最高统治者体察下情，改革现状。
在这一部分，诗人发了很多议论。这是他激烈思想斗争的表现，是心声的自然流露。诗人通过这些议论，具体深刻地展示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和根据，波澜跌宕，感人至深。
这首诗以情胜，诗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用朴素古淡的笔墨，倾诉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诗中心理描写曲折细腻，淋漓尽致地展现作为封建官吏的诗人，从忧供给到悲征敛，从催逼赋税到顾恤百姓，最后献辞上书，决心“守官”“待罪”（见序），委曲深细，“微婉顿挫”（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这首诗不尚辞藻，不事雕琢，用白描的手法陈列事实，直抒胸臆，而韵致自在方圆之外，正如元好问所说：“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论诗绝句》），具有一种自然美，本色美。
（张燕瑾）
贼退示官吏并序
元结
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欤？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
昔岁逢太平， 山林二十年。
泉源在庭户， 洞壑当门前。
井税有常期， 日晏犹得眠。
忽然遭世变， 数岁亲戎旃。
今来典斯郡， 山夷又纷然。
城小贼不屠， 人贫伤可怜。
是以陷邻境， 此州独见全。
使臣将王命， 岂不如贼焉？
今被征敛者， 迫之如火煎。
谁能绝人命， 以作时世贤？
思欲委符节， 引竿自刺船。
将家就鱼麦， 归老江湖边。
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诗前的序交待了作诗的原委。癸卯岁，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十二月，广西境内的少数民族“西原蛮”发动了反对唐王朝的武装起义，曾攻占道州（州治在今湖南道县）达一月余。第二年五月，元结任道州刺史，七月“西原蛮”又攻破了邻近的永州（州治在今湖南零陵）和邵州（州治在今湖南邵阳），却没有再攻道州。诗人认为，这并不是官府“力能制敌”，而是出于“西原蛮”对战乱中道州人民的“伤怜”，相反，朝廷派到地方上的租庸使却不能体恤人民，在道州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舂陵行》）的情况下，仍旧残酷征敛，有感于此，作者写下了这首诗。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在诗中，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显然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奉了皇帝之命来催征赋税的租庸使，难道还不如“贼”吗？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意为怎能断绝人民的生路，去做一个当时统治者所认为的贤能官吏呢？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戒。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如何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呢？诗人的回答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触摸到作者那颗关心民瘼的炽热之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这样的评论是恰如其分的。
（吴小林）
欸乃曲五首（其二）
元结
湘江二月春水平， 满月和风宜夜行。
唱桡欲过平阳戍， 守吏相呼问姓名。
本诗作于大历二年（767）。作者（时任道州刺史）因军事诣长沙都督府，返回道州（今湖南道县西）途中，逢春水大发，船行困难，于是作诗五首，“令舟子唱之，盖以取适道路云。”（诗序）“欸乃”为棹声。“欸乃曲”犹船歌。
从长沙还道州，本属逆水，又遇江水上涨，怎么能说“宜夜行”呢？这样写，是正因为实际情况不便行舟，才需要努力和乐观的缘故。诗的前两句将二月湘江之夜写得平和美好，“春水平”写出了江面的开阔，“和风”写出了春风的和煦，“满月”写出月色的明朗。诗句洋溢着乐观精神，深得民歌之神髓。
三、四句是诗人信手拈来一件行船途遇之事，做入诗中：当桨声伴着歌声的节拍，行驶近平阳戍（在衡阳以南）时，突然传来高声喝问，打断了船歌：原来是戍守的官吏在喝问姓名。
如此美好、富于诗意的夜里，半路“杀”出一个“守吏”，还不大杀风景么？本来应该听到月下惊鸟的啼鸣，远村的犬吠，那才有诗意呢。前人也一直是这样写的，但此诗一反前人老套，另辟新境。“守吏相呼问姓名”，这个平凡的细节散发着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在大历年间，天下早不是“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那般太平了。元结做道州刺史便是在“州小经乱亡”（《舂陵行》）之后。春江月夜行船，遇到关卡和喝问，破坏了境界的和谐，正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这一情节也写出了夜行船途中异样的感受。静夜里传来守吏的喝问，并不会使当时的行人意外和愕然，反倒有一种安全感。当船被发放通行，结束了一程，开始了新的一程，乘客与船夫都会有一种似忧如喜的感受。可见后两句不但意味丰富，而且新鲜。这才是元结此诗独到之处。
这样的诗句是即兴式的，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敢于把前所未有的情景入诗，却非有创新的勇气不可。和任何创造一样，诗永远需要新意。
（周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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