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类推，我不由得会想到，是否杨刚生前也看到了项美丽写她的那篇文字呢？所以，她的自传也好，别人给她写的传记、回忆录也好，都从未提到过项美丽，甚至也不提她曾租住过项美丽寓所。不过，也许又是项美丽的复杂背景使得她对那段经历讳莫如深。她可不像邵洵美那么天真，身为老共产党员的她，对于项美丽这样的人物会引起的麻烦心知肚明，所以宁可不提她翻译过《论持久战》的”光辉事迹”。萧乾那篇被人广为引用的《杨刚与包贵思》写了杨刚与另一位美国人、她在燕京大学的老师包贵思的友谊。说包贵思在她惟一一部长篇小说中，以杨刚作为女主角的原型。萧乾的文章还引了小说中的一段。从那引文看，杨刚与包贵思的友谊与冲突，与史沬特莱与项美丽的友谊冲突极为相似，两者都是挟风带电、自以为负有解放全人类使命的左翼分子。包贵思写那位加入了共产党的中国女学生： 我倾听她对我们时代种种罪愆的愤怒谴责，我无可反驳。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她和她的同志们变得冷酷无情。我感到她这个充活力的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中。她没有一点悠闲心情，永远也达不到恬静的境地。 当这女学生要去干革命了，把自己的孩子留给外国老师照顾时，她竟然直截了当，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问老师要开出什么条件。老师非常吃惊，她说她照顾孩子完全是出于爱心，不附带任何条件，可她这位高足并不领情，她冷冷地道： “可是孩子的前途要掌握在我手里。” 简笑了，她说，“在这一点上，咱们的见解又不一致了。孩子的前途既不掌握在我手里，也不掌握在你手里。你认为未来是在你的掌握之中，我却知道我自己什么都不能掌握。亲爱的，我也不认为你能掌握。” 这一女斗士式的形象，与项美丽笔下史沫特莱的的形象何其相似。不过，在项美丽的笔下，杨刚倒是有人情味得多，可爱得多。耐人寻味的是，萧乾当时就住在离霞飞路不远的南昌路，在回忆录中他说，他几乎天天都与也住在霞飞路的巴金见面，自然也会见到住在同一条路上的老同学杨刚。可是他对项美丽一字不提。四十年后，当有人向盛佩玉咨询这件事时，她的回答是肯定的，她不仅证实了邵洵美在《自由潭》上发表过杨刚译《论持久战》，出了单行本、并跟项美丽、王永禄等人一起夜里开了汽车把书丢在外滩外国人的信箱里之说，她还为自己在《我与邵洵美》一文中不提此事解释道： 而在1982年第4 期的《收获》杂志上萧乾写的《杨刚文集》编后记，长长的一篇文章根本没提到项美丽，更没提到邵洵美。再说如果这是一个贡献的话，应该受到表扬，可也没有。解放初洵美即将自己有的藏书给了夏衍同志。洵美告诉我，他对夏衍说：“这是帮朋友做的事，不能算自己的贡献。”再说1958年洵美受审查，他进去四十天我就给夏衍去了一封信，当时夏衍己是文化部长，可洵美还是被关了三年，出来时瘦得路也勿会走，进去前的房子被没收，出来后也没有解决。有这种种情况，我再写出版外文版《论持久战》又有何用？ 这两个女人不约而同，都不从政治利害的角度看这种事。在项美丽，这只不过是她无数件正义行为的一件，不值一提; 在盛佩玉，哪怕要靠这件事去救命，也先以普通人的道德标准权衡： 人家不记你的好，不领你的情，还不如给自己多保留点自尊。 杨刚本人1943年至一九四八年到美国读书期间，也写了一本书，《美国札记》，与项美丽那本《我的中国》不但同期，且属同一性质，都是回忆录和异国见闻录。1943年圣诞前夕，项美丽从香港被日本人遣送回国，曾是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芝加哥太阳报》还把她抱着女儿卡罗拉的照片登在头版。说当时身在美国身为记者的杨刚不曾风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两位老朋友在美国的轨迹从未交叉，难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过，杨刚在她的作品中从未提到过项美丽，还不特别奇怪。因为项的背景实在太复杂。身为老共产党员、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的她，不得不提高警愓。想想看，无党无派的邵洵美，只因给项美丽写了一封未被送出国门的信，就坐了八年牢。奇怪的倒是，项美丽在《我的中国》里用了很多篇幅写她的房客玛丽和珍妮，却只字不提杨刚，更未提到过杨刚翻译《论持久战》的事。 若说她顾忌到查尔斯还在日本人的集中营，为他的生命考虑，她不得不隐去有关抗日的情节，似不太可信。因为她在这本书里多次提到邵洵美和他朋友们的抗日活动，她不讳言”我们这些有中国情意结的上海居民……仍然与游击队有很多接触。”也不讳言邵洵美那位成为抗日游击队头目的弟弟璜，把她家当成游击队的一个情报站： 他（邵洵美）自己的家不能用（来作情报站），因为他是中国人，外国人比较中性。但也要冒很大的危险。他们在我二楼的后房建立了一个无线电发报站，那里离马路和警察较远。他们在里面发报。尽管我从未走过去看看他们到底在作些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可以与重庆直接联系。不过，不能说这就意味着他们隶属于政府。在美国我们一说起中国游击队，就以为他们只有一支队伍。我们错了。他们有很多游击队，很多领导者，分属很多派系。他们只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都说其它派系的游击队只不过是匪帮。璜的那个游击队跟另一个游击队也发生了激争。那一队否认璜这一队在上海外围作战的权利。这种狭隘的争执引起了诸多麻烦，所以洵美遵循他战前那套处世哲学，他试图让璜这一队人摆脱肮脏的政治，虽然他自己也未能逃过那一旷日持久的游戏。它一直都存在。所以他对我后楼的发报站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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