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建筑 中外建筑的文化脉络:追逐建筑   》 城市遗忘(1)      刘元举 Liu Yuanju

  我们的城市在迅速地遗忘非典。关闭的场所豁然敞开,大门上张贴的那种“今日已消毒”的条幅也已显得脏旧了,而公共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贴的这种“消毒”标记更成了多余的膏药。人们集聚着,欢笑着,在纤尘不染的强光烈日下,把耽心与恐惧扔得一干二净。人们好像在争抢着忘却,遗忘之疾,远甚于我的打字速度。
  本来采访好的生动素材,却因为想沉淀几日,竟突然感觉恍若隔世。朋友们打来电话询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写文章。什么文章?我只好如实秉报:写非典。对方哈哈一笑:还写非典呀?你等着再来一次非典时再发吧。
  人们忘却非典就像扔掉一枚在自己身边随时可能引暴的炸弹;城市忘记非典就像忘记以往任何一次浩劫。
  而我还得面对着开启的电脑,却无从下笔。电脑很快进入黑色的睡眠。
  黑色的胳膊箍出现在谁的臂上都是不幸的,而我的朋友的儿子的左臂上的这个箍尤其令我揪心。人们用那个东西寄托哀思。那是黑纱,但在我们家乡,就叫胳膊箍了。朋友是在北京一家出版机构供职。每次我进京时,他只要知道了都要拽我喝酒,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那次家庭式的聚会。他的妻子当众表演芭蕾舞。因为从她发胖的形体上,我们怎么也难以相信她曾有过的芭蕾生涯。结果她的专业味道的踢腿,带给我们宴席一片欢腾。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热情的女人,就像永远充足气的球一样,随时可能从我的记忆中弹蹦出来。
  然而,就在我去北京鲁院的第三天给朋友打电话时,他提醒我要注意非典。他还说,他的妻子有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得了非典,她去医院探望了。他说,等她妻子回来,就请我去他们家喝酒。记得我们还开了几句关于非典的玩笑。我说你还敢让老婆去看非典患者。可别被传染了!他说不可能,她壮着哩!可是,无法预料的是,他那么强壮的妻子那么热情似火的女人却在我们通电话后的一周,告别了人世。而他与他儿子也相继染上非典。我将这个不幸的消息通过E-MAIL发给了远在丹麦的一位朋友,她与死者是最好的朋友,她在短短的回信中居然说:“为什么呀,这样的幸运的事情不落到我的头上!”她是在海外皈依了基督。而她也是在那次我们聚会上笑得最开心的人。
  在京城疫情闹得最严重时,我们鲁迅文学院这批主编作家班有一多半人选择了离开,少部分人选择了坚守。我也选择了离开。
  简直像逃难逃出北京。当飞机抵达沈阳时,是2003年的5月27日。这个日子对于沈阳这座城市的意义在于13点30分。因为这个时间,政府下达了禁令,对于来自北京的人(疫区)统统给予特殊“关怀”。我们是十二点到达桃仙机场的,如果晚到一个半小时,就回不了家了。
  据说,我们以后的北京来客,无论海陆空各处,都得受到“特殊待遇”,而且,统一隔离的宾馆费用还得自己掏腰包。
  虽然没有被政府正式隔离,但非正式的隔离滋味儿也并不好受。我觉得自己当时像在被通辑的在逃犯,无法真正跨进家门。当时我家对门的邻居正好搬走了,空下来的房子暂无人住,那里便成了我的监舍。妻子女儿当时都在家,她们只能眼巴巴地隔着门镜看我与我对话。我们都有说有笑的,像演一场滑稽小品。但她们就是不敢开门。
  当天晚上,亲友们打来电话,让妻子去街道报告,妻子与我商量,是否去报告。我感觉她要出卖我似的。告诉街道,就等于把我交出去了,那么,我可是真正地被监管对象了。我可能连下楼出门的机会都没有了。一个人成了被监管对象,那是什么滋味儿?莫非妻子真有大义灭亲的精神?
  外界压力在增加,如果隐瞒不报,要负法律责任。不过,妻子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出卖”我。但是,我与家人隔门相望,每天每顿饭是妻子送出来,放在我的门口敲敲门,就像往号子里送饭似的,我等她返回身关上门,才敢打开门将饭碗端进屋里。如此这般熬过了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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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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