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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荟萃 》 艺术人生:超越平凡的人生艺术 》
第53节:一种责任
王峥 Wang Zheng
朱军 Zhu Jun
张越:我觉得特别不公平,为什么越是这种经费低的栏目的主持人特胖,经费特别高的栏目的主持人却很瘦?
曹可凡: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这属于内分泌失调。
朱军:做医生的给了一个答案。
曹可凡:说得俗一点是我喜欢,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张越: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是瞎做,做着做着我就意识到我有责任。我希望我留下的节目是对这个时代有用处的。特别是,有好多人从来没有机会接受采访,没有人注意过他们。我的那些嘉宾都是第一次上电视,从来没有人听过他们说什么。其实我挺迷恋我这个工作的,但是有时候,我也特别困惑。曹可凡觉得他现在很清楚,很坚定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却觉得我越来越糊涂,就是我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做。
朱军:为什么会糊涂?你想说的总是被某种东西左右,还是别的什么?
张越:举一个例子,当我做一个选题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特好的故事,特好听,讲出来特棒,收视率肯定特高,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仅仅是它本身的话,我就会不做,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意义,不值得做。我希望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面,不管是10分钟,还是20分钟,或者就是两分钟,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不是尽可能少的信息。可能我把事情复杂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不断地告诉我说,"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大家看电视只是为了玩一下、休息一下、娱乐一下,你让大家不舒服,很费脑子、很费心,没有人要跟你费这个心。"所以我就在想,也许我做的事情本身违背了电视的规律。如果我努力的事情是违背电视规律的,那怎么解释我正在努力做的这个工作呢?
曹可凡:一个人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无数的困惑,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是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往往会等待着下一步。如果你知道人生的每一步都应该怎么走的话,你的人生就走得特别没有意义。我想,其实人生的困惑就是一种意义。
朱军:举一个例子,有两档节目同时摆在你面前,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写着"火火火火火",另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就写着"温温温温温"。"火"的背后一定连带着名和利,而"温"的背后一定是寂寞和无奈。你们会选择哪一个?
曹可凡:《可凡倾听》这个栏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它是一个投资非常少、相对边缘化的一个比较安静的栏目。它的播出时间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差不多十点左右,并不是收视的黄金档。我采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耄耋老人。我统计了一下,去年这一年当中,70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占了采访对象的三分之一。但是我觉得值得,因为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火的节目没有一个是值得回味的。我可能做了一个比较温的节目,或者不太被人注意的节目,但是多少年以后,我对它都有很美好的回味,就是这样。
张越:你说火的节目会有很多名利和好处,温的节目可能没有,我觉得对一个喜欢自己的节目的人来说,这一切根本不是问题。我做的节目一直在到处跑,很多时候就是在农村,就是在我的嘉宾的炕上。我们一起住,不能洗澡,汽车也不能走,就得背着东西爬山。我不是一个善于运动的人,但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可以爬。我觉得问题是,你得让我确认我做的这件事真的有意义。甚至有人告诉我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坐在这儿谈意义本身已经特荒唐了。但是我坚定地要求,我做的事情必须是有意义的,必须是真的对观众至少是某一些观众有价值的,真的有所帮助的。如果是这样,我不管它火不火,只要电视台允许,我会愿意做下去。
朱军: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当今的电视能够深刻吗,它允许你深刻吗?
张越:我只能责备自己,我只能认为我做得不够好,没有把两者好好结合起来,没有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肯定是我的问题。
朱军:如果有一天,你正觉得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你的观众对你喊出的一片下课声,你会怎么办?
张越:我觉得以我这个人啊,肯定没等到这片下课声响起,我就下课了。(掌声)
朱军:可你认为你做的事是为观众好啊?
张越:这不能强给啊。(掌声)就是妈、就是老师、就是领导也不能强行塞,更别说一个主持人了。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塞给观众。我一定下课,而且我坚信我一定会在大家去意已决之前,自己先去意已决的。(笑声)
朱军:如果现在让您在这个平台上对观众说句话,想说什么?
张越:那我先说。刚当主持人的时候,我最希望观众跟我说"你主持得特棒"。但是现在我想听的真的不是这句话。我要是听见有一个观众跟我说"看完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特别好,心里舒服多了",我最舒服。我很努力地想要实现这件事,但是确实不知道我做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反映。
曹可凡:我一直说主持人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朵花。我希望这棵树能够越来越繁茂,让所有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心绪变得更好。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理想,将来如果下课了,不当主持人了,我去做一个心理工作者,因为在大学期间我最喜欢的是心理学。现在社会上有心理障碍的人特别多,比如大家特别熟悉的张国荣、韩国的李恩珠都是因为忧郁症而去世的。中国有95%的忧郁症患者不愿意治疗。他们可能觉得这并不是病,或者说他们怕自己被列为精神病患者,所以会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我们做电视做沟通,能不能在这方面也做一点工作,而且我的父亲是因为忧郁症去世的。(热泪盈眶,台下崔永元眉头紧锁。)我不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我想他在离开我的一刹那一定是非常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成立一个基金,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忧郁症患者提供帮助。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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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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