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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建筑 》 中外建築的文化脈絡:追逐建築 》
城市遺忘(1)
劉元舉 Liu Yuanju
我們的城市在迅速地遺忘非典。關閉的場所豁然敞開,大門上張貼的那種“今日已消毒”的條幅也已顯得髒舊了,而公共汽車的擋風玻璃上貼的這種“消毒”標記更成了多餘的膏藥。人們集聚着,歡笑着,在纖塵不染的強光烈日下,把耽心與恐懼扔得一幹二淨。人們好像在爭搶着忘卻,遺忘之疾,遠甚於我的打字速度。
本來采訪好的生動素材,卻因為想沉澱幾日,竟突然感覺恍若隔世。朋友們打來電話詢問我在做什麽,我說在寫文章。什麽文章?我衹好如實秉報:寫非典。對方哈哈一笑:還寫非典呀?你等着再來一次非典時再發吧。
人們忘卻非典就像扔掉一枚在自己身邊隨時可能引暴的炸彈;城市忘記非典就像忘記以往任何一次浩劫。
而我還得面對着開啓的電腦,卻無從下筆。電腦很快進入黑色的睡眠。
黑色的胳膊箍出現在誰的臂上都是不幸的,而我的朋友的兒子的左臂上的這個箍尤其令我揪心。人們用那個東西寄托哀思。那是黑紗,但在我們家乡,就叫胳膊箍了。朋友是在北京一傢出版機構供職。每次我進京時,他衹要知道了都要拽我喝酒,印象最深的是我們那次家庭式的聚會。他的妻子當衆表演芭蕾舞。因為從她發胖的形體上,我們怎麽也難以相信她曾有過的芭蕾生涯。結果她的專業味道的踢腿,帶給我們宴席一片歡騰。一個活生生的充滿熱情的女人,就像永遠充足氣的球一樣,隨時可能從我的記憶中彈蹦出來。
然而,就在我去北京魯院的第三天給朋友打電話時,他提醒我要註意非典。他還說,他的妻子有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得了非典,她去醫院探望了。他說,等她妻子回來,就請我去他們傢喝酒。記得我們還開了幾句關於非典的玩笑。我說你還敢讓老婆去看非典患者。可別被傳染了!他說不可能,她壯着哩!可是,無法預料的是,他那麽強壯的妻子那麽熱情似火的女人卻在我們通電話後的一周,告別了人世。而他與他兒子也相繼染上非典。我將這個不幸的消息通過E-MAIL發給了遠在丹麥的一位朋友,她與死者是最好的朋友,她在短短的回信中居然說:“為什麽呀,這樣的幸運的事情不落到我的頭上!”她是在海外皈依了基督。而她也是在那次我們聚會上笑得最開心的人。
在京城疫情鬧得最嚴重時,我們魯迅文學院這批主編作傢班有一多半人選擇了離開,少部分人選擇了堅守。我也選擇了離開。
簡直像逃難逃出北京。當飛機抵達瀋陽時,是2003年的5月27日。這個日子對於瀋陽這座城市的意義在於13點30分。因為這個時間,政府下達了禁令,對於來自北京的人(疫區)統統給予特殊“關懷”。我們是十二點到達桃仙機場的,如果晚到一個半小時,就回不了傢了。
據說,我們以後的北京來客,無論海陸空各處,都得受到“特殊待遇”,而且,統一隔離的賓館費用還得自己掏腰包。
雖然沒有被政府正式隔離,但非正式的隔離滋味兒也並不好受。我覺得自己當時像在被通輯的在逃犯,無法真正跨進傢門。當時我傢對門的鄰居正好搬走了,空下來的房子暫無人住,那裏便成了我的監捨。妻子女兒當時都在傢,她們衹能眼巴巴地隔着門鏡看我與我對話。我們都有說有笑的,像演一場滑稽小品。但她們就是不敢開門。
當天晚上,親友們打來電話,讓妻子去街道報告,妻子與我商量,是否去報告。我感覺她要出賣我似的。告訴街道,就等於把我交出去了,那麽,我可是真正地被監管對象了。我可能連下樓出門的機會都沒有了。一個人成了被監管對象,那是什麽滋味兒?莫非妻子真有大義滅親的精神?
外界壓力在增加,如果隱瞞不報,要負法律責任。不過,妻子最終還是頂住了壓力,沒有“出賣”我。但是,我與傢人隔門相望,每天每頓飯是妻子送出來,放在我的門口敲敲門,就像往號子裏送飯似的,我等她返回身關上門,纔敢打開門將飯碗端進屋裏。如此這般熬過了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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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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