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姣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我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尽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的各种潮流与思想扑面而来,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平添一股怀疑的空气。陕西作协的"算命"热潮,其实是这个时期整个文学的一个心灵景象。如陕西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种种,连"易经"这种高深的玄学,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们目不暇接。不得已我们也只得亮出两招,来与他们抵挡一阵。我们的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据称来自弗洛依德,其实是一种心理测验。我们让被测算的对方迅速报出一只动物,然后报出由此动物所想起的形容词,报完一只动物,再报一只,一直报三只为止。我们说第一只动物的形容词是你对自己的描绘;第二只动物的则是别人对你的描绘;第三只却是实际上的你自己。我们看出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我们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这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忘了路遥的回答。这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会真的降临到我们面前。
有一日,我们在当时的《延河》主编白描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邹志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志安给我一个乡间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志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志安并不作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四十三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连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那句上海话,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连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扎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他的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的睑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幢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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