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这个是我现在不能判断的。我记得拍《东邪西毒》的时候，林青霞在一个瀑布里面，作为一个导演我不能让她一个人下去，但是我是不会游泳的，所以我要站在那边拉着她。那一刹那没有想是不是危险，我感觉这是我的责任，我要求这样一个镜头的时候，就必须要跟这个演员在一起。你现在问我会不会为电影付出更多的东西，我肯定告诉你不会的，但到那一刻就不会想那么多。
好像一条找圈圈的狗
朱军：很多地方说你小时候喜欢看的是《甲午风云》这部电影，是吗？
王家卫：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区有很多戏院，大部分都是做C片，或者是那个时候香港的国语片。内地的电影在一个特定的戏院里面看，通常是一些喜剧片。有一天听人说《甲午风云》很好看，我父亲带我去看，我看完非常感动。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在我的童年里面有很深刻的印象。
朱军：是什么感染你了，是舍身忘我的民族气节吗？
王家卫：那个时候你会感觉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惨，我们应该可以打赢的，就差一个炮弹。你会感到邓世昌这个人真是一个悲剧英雄，小时候就那么简单。
朱军：在你的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场景，有香港的，也有国外的，例如泰国、阿根廷，但是我总觉得它们多多少少还有香港的影子，你觉得是这样吗？
王家卫：我们中国人去哪里都会找唐人街，或者找一个中国餐馆。我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拍片的时候，替我们找景的制景很生气：“我们这么大的城市，为什么你们偏要找那些小巷、那个小街、那个小地方？”因为我认同这些地方，对它们有感觉。无论你去哪里，好像一条狗一样，都会找到同一个圈圈的，这个太难听，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朱军：就是这种小街小巷子是你对香港的印象吗？
王家卫：我从小在这种空间长大，在这个空间就自如了，你突然间给我一个大而堂皇的地方，我怎么搞呢？没着没落的。
朱军：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我是上海制造，香港加工。就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方而言，在你的心里什么地方让你更有归属感，哪个更像家乡？
王家卫：其实现在对我来说香港跟上海已经融在一起，我心目中的上海、我记忆中的上海是我小时候我父亲母亲讲的上海。
电影院里的童年
朱军：在你的电影当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你青年时候的影子，但怎么也寻不着你的少年和童年……
王家卫：我很小就跟母亲到了香港，在香港基本上没有朋友。母亲是一个对电影非常狂热的人，父亲是晚上上班，所以每天白天上完课之后母亲就接我去看电影。我们是不吃午饭的，就买两个包子去看一场电影。所以我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看电影。为什么我说喜欢当运动员，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训练。
朱军：你小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那时候去香港挺不容易的，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带你去了香港？
王家卫：那时候我爸爸在香港做事，因为我最小，所以就先接了我去。之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哥哥姐姐就没出来。
朱军：有一种说法是人有一定距离的时候特别美，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你的家庭也是这样吗？
王家卫：我跟我哥姐他们的沟通就是写信，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们都很优秀，看很多小说，他们看的是苏联文学和巴尔扎克那个时期的法国文学。因为要跟他们沟通，我也看那些很厚的小说，慢慢地也有了看书的习惯，所以我们那段时间虽然不大见面，但是写信沟通还是非常好。
朱军：我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非常孤独、非常寂寞难耐的日子。香港话和上海话有很大差别，你初到香港的时候跟小朋友怎么交流，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家卫：那时候还好，上海人跟本地人是有距离的，大家不太来往，因为本地人觉得上海人夸张、有派头、不实际，而上海人觉得本地人粗。我拍《花样年华》所有的背景都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上海人的社区。里面的上海人都在想，一定要回到上海，香港只不过是一个暂住的地方，所以他们保持着所有上海的习惯。在里面讲上海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听的是京剧、评剧、越剧，看国语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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