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我看來，對一部分歐洲人而言，獲得新的道德文化確實很不容易，而且黃種人文明，不僅對於現在的歐洲民族，就是對於人類的命運與文明也不是真正的威脅。歐洲民衆，由於在很大程度上對使用暴力喪失了理性，且崇尚他們古代的中世紀道德文化，由於沒有充分獲得現代的新道德文化並用它去作為保持國民秩序的一種約束力量，所以而今其維持治安，在根本上不是通過道德力，而是靠警察或稱為“軍國主義”的純粹外在力量。卡萊爾說：“現代的歐洲各國是無政府狀態加上一個警察。”一位法國作傢說得更妙：“C’est la force en attendant le droit”（在公理通行之前，衹有依靠強權）。
然而在現代歐洲，維持這種規模巨大的軍國主義的無數必要開支對於人們的經濟健康來說，正起着一種毀滅性的破壞作用。在我看來，歐洲人民要想逃脫這種毀滅的厄運，衹有兩條路擺在面前：要麽是為獲得新的現代文化去奮力抗爭，要麽就回歸到中世紀的信仰上去。但回歸到中世紀信仰上去，歐洲人民是决不會願意的。偉大的俾斯麥公爵曾說過：“wir gehen nicht nach Canosa”（我們絶不回到卡諾莎（110 ）去），況且，歐洲人民縱使願意，現在也不可能回到過去那真正的中世紀信仰上去了。如果他們試圖回歸，那麽就衹可能出現基督教救世軍那樣的勞命傷財或耶穌會教皇至上主義的騙子。
現在，如果有人想知道一種什麽樣的毀滅文明、毀滅一切道德文化的力量，以及基督教救世軍那種浪費有一天會出現在歐洲，那麽他應該讀讀中國太平天國暴動的歷史。那次暴亂中的中國基督教徒們，拋棄了他們本民族的仰賴理性的道德文化，而退回到依賴於民衆心中希冀與敬畏情緒的中世紀歐洲的道德文化上去，其結果是踐踏了數省，屠戮了數以百萬計的生靈。
至於耶穌會的教皇至上主義，它甚至比基督教救世軍的浪費更為糟糕。耶穌會教皇至上主義的智力欺騙對於人性來說是一種踐踏。這種踐踏的結果，有如卡萊爾所指出的，將是普遍的災難，反抗和譫妄、過激分子騷動的狂熱、復闢暴政的冷酷，百萬生靈慘遭那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軍隊的殺戮；相反，一旦軍國主義在中國成為必要，那麽中國人肯定會成為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或者勢必為外來軍事力量所製服。但無論出現哪種情況，全世界都將不得不為此付出一大筆額外的軍事負擔。
在歐洲，由於人民的不滿情緒，軍國主義是必要的，它是文明的庇護者與捍衛者——一種權力範圍內的力量。用丁尼生中世紀的話來說，它的真正作用在於：
“打倒異教徒，捍衛救世主。”即打倒暴虐、野蠻與混亂。可是後來歐洲的軍國主義卻不被用來對付混亂與野蠻，反而用來對抗真正的文明，反對中國人民的好政府。這種歐洲軍國主義愈是被濫用，其所耗資的負擔就衹會愈加沉重。
因此，對於歐洲人民來說，要想逃脫被其軍國主義負擔所壓垮的惟一可能的途徑，就是為獲得我們稱之為的那種普遍自由主義名義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鬥爭。但歐洲人民要實現這一點，很難說清要花多長時間。就我個人看來，上世紀歐洲的那種自由主義確已衰退。比肯斯菲爾德伯爵在談到他那個時代英國的自由主義時，說他驚奇地發現其已變成一種實際的政治獨裁。我以為今天歐洲那種自由主義也已經變成了一種獨裁：一種“養尊處優集團”的獨裁。前一世紀的歐洲自由主義是有文化教養的，今日的自由主義則喪失了文化教養。過去的自由主義讀書並且懂得思想；現代的自由主義為自身利益卻衹看報，斷章取義、隻言片語地利用過去那美妙的自由主義慣用語。前一世紀的自由主義是為公理和正義而奮鬥，今天的假自由主義則為法權和貿易特權而戰。過去的自由主義為人性而鬥爭，今天的假自由主義衹是賣力地促進資本傢與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
如果能設想一個在上世紀不得不行殺死國王、險些推翻王權暴舉的十足的自由主義者再生今日，那麽他肯定會用莎士比亞作品中“布魯圖斯”（Brutus）的話來告誡今天的假自由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