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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荟萃 》 藝術人生:超越平凡的人生藝術 》
第53節:一種責任
王崢 Wang Zheng
朱軍 Zhu Jun
張越:我覺得特別不公平,為什麽越是這種經費低的欄目的主持人特胖,經費特別高的欄目的主持人卻很瘦?
曹可凡:後來我研究了一下,這屬於內分泌失調。
朱軍:做醫生的給了一個答案。
曹可凡:說得俗一點是我喜歡,說得冠冕堂皇一點,我覺得是一種責任。
張越:剛開始做的時候,我是無意識的,是瞎做,做着做着我就意識到我有責任。我希望我留下的節目是對這個時代有用處的。特別是,有好多人從來沒有機會接受采訪,沒有人註意過他們。我的那些嘉賓都是第一次上電視,從來沒有人聽過他們說什麽。其實我挺迷戀我這個工作的,但是有時候,我也特別睏惑。曹可凡覺得他現在很清楚,很堅定自己應該做什麽,我卻覺得我越來越糊塗,就是我到底應不應該這麽做。
朱軍:為什麽會糊塗?你想說的總是被某種東西左右,還是別的什麽?
張越:舉一個例子,當我做一個選題的時候,如果你告訴我這是一個特好的故事,特好聽,講出來特棒,收視率肯定特高,但是我看到這個故事僅僅是它本身的話,我就會不做,因為我覺得它沒有意義,不值得做。我希望在一個單位時間裏面,不管是10分鐘,還是20分鐘,或者就是兩分鐘,傳遞盡可能多的信息,而不是盡可能少的信息。可能我把事情復雜化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大傢的希望。大傢不斷地告訴我說,"你把事情搞復雜了,大傢看電視衹是為了玩一下、休息一下、娛樂一下,你讓大傢不舒服,很費腦子、很費心,沒有人要跟你費這個心。"所以我就在想,也許我做的事情本身違背了電視的規律。如果我努力的事情是違背電視規律的,那怎麽解釋我正在努力做的這個工作呢?
曹可凡:一個人每走一步都會遇到無數的睏惑,人生就是這樣,你永遠是在人生的一個十字路口,往往會等待着下一步。如果你知道人生的每一步都應該怎麽走的話,你的人生就走得特別沒有意義。我想,其實人生的睏惑就是一種意義。
朱軍:舉一個例子,有兩檔節目同時擺在你面前,一檔節目的標簽上寫着"火火火火火",另一檔節目的標簽上就寫着"溫溫溫溫溫"。"火"的背後一定連帶着名和利,而"溫"的背後一定是寂寞和無奈。你們會選擇哪一個?
曹可凡:《可凡傾聽》這個欄目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答案。它是一個投資非常少、相對邊緣化的一個比較安靜的欄目。它的播出時間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差不多十點左右,並不是收視的黃金檔。我采訪的對象大都是一些耄耋老人。我統計了一下,去年這一年當中,70歲以上的老人差不多占了采訪對象的三分之一。但是我覺得值得,因為很多時候那些所謂火的節目沒有一個是值得回味的。我可能做了一個比較溫的節目,或者不太被人註意的節目,但是多少年以後,我對它都有很美好的回味,就是這樣。
張越:你說火的節目會有很多名利和好處,溫的節目可能沒有,我覺得對一個喜歡自己的節目的人來說,這一切根本不是問題。我做的節目一直在到處跑,很多時候就是在農村,就是在我的嘉賓的炕上。我們一起住,不能洗澡,汽車也不能走,就得背着東西爬山。我不是一個善於運動的人,但是沒有問題,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可以爬。我覺得問題是,你得讓我確認我做的這件事真的有意義。甚至有人告訴我說,在今天這個時代,還要坐在這兒談意義本身已經特荒唐了。但是我堅定地要求,我做的事情必須是有意義的,必須是真的對觀衆至少是某一些觀衆有價值的,真的有所幫助的。如果是這樣,我不管它火不火,衹要電視臺允許,我會願意做下去。
朱軍:所以我就在想,我們當今的電視能夠深刻嗎,它允許你深刻嗎?
張越:我衹能責備自己,我衹能認為我做得不夠好,沒有把兩者好好結合起來,沒有找到最佳的平衡點。這肯定是我的問題。
朱軍:如果有一天,你正覺得躊躇滿志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你的觀衆對你喊出的一片下課聲,你會怎麽辦?
張越:我覺得以我這個人啊,肯定沒等到這片下課聲響起,我就下課了。(掌聲)
朱軍:可你認為你做的事是為觀衆好啊?
張越:這不能強給啊。(掌聲)就是媽、就是老師、就是領導也不能強行塞,更別說一個主持人了。我沒有權利把自己的價值觀強行塞給觀衆。我一定下課,而且我堅信我一定會在大傢去意已决之前,自己先去意已决的。(笑聲)
朱軍:如果現在讓您在這個平臺上對觀衆說句話,想說什麽?
張越:那我先說。剛當主持人的時候,我最希望觀衆跟我說"你主持得特棒"。但是現在我想聽的真的不是這句話。我要是聽見有一個觀衆跟我說"看完你的節目之後我覺得特別好,心裏舒服多了",我最舒服。我很努力地想要實現這件事,但是確實不知道我做到了沒有。我也不知道我應該用什麽方式才能夠得到真實的反映。
曹可凡:我一直說主持人是一棵樹,而不是一朵花。我希望這棵樹能夠越來越繁茂,讓所有觀衆看了節目以後心緒變得更好。我其實一直有一個理想,將來如果下課了,不當主持人了,我去做一個心理工作者,因為在大學期間我最喜歡的是心理學。現在社會上有心理障礙的人特別多,比如大傢特別熟悉的張國榮、韓國的李恩珠都是因為憂鬱癥而去世的。中國有95%的憂鬱癥患者不願意治療。他們可能覺得這並不是病,或者說他們怕自己被列為精神病患者,所以會導致很多悲劇的發生。我們做電視做溝通,能不能在這方面也做一點工作,而且我的父親是因為憂鬱癥去世的。(熱淚盈眶,臺下崔永元眉頭緊鎖。)我不知道我父親去世的時候心裏想着什麽,我想他在離開我的一剎那一定是非常需要這方面的幫助。我的一個願望就是在將來的某一天能夠成立一個基金,給更多需要幫助的憂鬱癥患者提供幫助。這是我心中最大的理想和願望。(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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