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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二捲·第十一章 釗釗相知
劉鳳舞 Liu Fengwu
1911年春，陳獨秀又同妻妹高君曼結婚。高君曼略識文字，思想新穎，與陳獨秀頗相得，關係漸趨親密，進而發生愛情。他倆人同居，結為伉儷。這引起了全家的反對，嗣父認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比陳獨秀幹革命還難以容忍，駡他敗壞門風，揚言今後不許他倆踏進陳傢大門。高傢也認為兩姐妹同嫁一人為禮教所不容。陳獨秀和高君曼卻不顧家庭的反對和輿論的指謫，决然自行成婚。
陳獨秀在1907年至1911年9月的將近5年時間內，很少參加政治活動，也沒有發表政論性的文章。他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研究學問，寫了許多篇古體詩，有不少詩在報刊上發表。
1911年12月，安徽臨時議會選舉孫毓筠為都督。孫抵達安慶就職，正式成立安徽軍政府，並電召陳獨秀返皖任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返回安慶。
孫毓筠是少爺出身，任都督後，不大理政事，在都督府內問事最多的是陳獨秀。陳獨秀認為推翻清政府不過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壞，今後建設的事更重要。但他過於急躁就會閹割這一學說的活的靈魂。，常為改革的事與人發生口角。每逢開會，會場上衹聽他一人發言，還總是堅持己見。他主張改善人民生活，反對任用舊官僚，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但是，他的政治抱負沒能施展。
1912年4月，陳獨秀主動辭去秘書長職務。他在安徽大學堂舊址，重辦安徽高等學堂並任校長，後因陳獨秀再次擔任都督府秘書長，便聘馬其昶任校長，自任教務主任。次年因學生鬧事，被趕出學校。
由於安徽形勢復雜，孫毓筠無法維持。陳獨秀於1912年6月去浦口，勸柏文蔚回安徽。
柏文蔚回安徽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任命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他們將行政機構加以充實、整頓，盡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純潔性。
1913年6月，袁世凱免去柏文蔚都督職，委任孫多森接任皖督。陳獨秀堅决拒絶與孫多森共事，在孫來上任之前即請辭職，未待批準，留書徑去。書中有舊病復發，迫不及待等語。所謂“舊病復發，迫不及待”，是指封建專製勢力的復闢，不可一日與居之義。7月中旬，陳獨秀離開安慶去上海。
幾天之後，二次革命爆發，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並宣佈獨立，興兵討袁。陳獨秀也由上海返回安慶，再任都督府秘書長。
柏文蔚的部下龔振鵬駐軍蕪湖，殘殺無度，且將討袁計劃密告袁氏大將段祺瑞。陳獨秀等到蕪湖時，因當面痛斥龔振鵬，均被龔繩綁，擬即槍决。陳獨秀臨危不懼，怡然自處，很從容地催促道：“要槍决，就快點罷。”後幸有張永正旅長以兵力相救，纔免遭毒手。
10月21日，倪嗣衝發出通緝令，捉拿革命黨人，第一批名單20人，陳獨秀被列為第一名“要犯”，陳獨秀旋即逃往上海。
陳獨秀逃往上海，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逃至鄉間躲避。軍警便抓走了陳獨秀的侄子陳永年，並抄了他的傢。
陳獨秀逃到上海後，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為生，但書業銷路不景氣。寒士賣文為生，已為天下至苦之境。而今賣文也無以為生。他急欲學習世界語，為日後謀生之計，寫信給日本的章士釗，問他能為覓一良教科書否？
1914年，亞東圖書館出版了陳獨秀編輯的《英文教科書》和文字學著作《字義類例》。前者銷路不好，後者更是學術專著的冷門貨，這兩本書所得的稿費並不能使他擺脫生機斷絶的睏境。
1914年7月，陳獨秀又東渡日本，進東京的雅典娜法語學校學習法文，同時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志》，他窮得衹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在內存活。
陳獨秀學識淵博，懂日、英、法三國文字，工宋詩，寫隸書，對舊學很有根底，新學造詣尤深。他才思敏捷，筆鋒犀利，長於政論文，但不善演說。他雖然多年飄泊他鄉，可鄉音未改，操濃重的安慶口音。
亡命東京的革命黨人章士釗、熊剋武、李根源等人，都不願加入孫中山新創立的中華革命黨，他們於1914年8月間另組一團體“歐事研究會”，參加該會的還有李烈鈞、鬍瑛、殷汝驪、林虎、程潛、程子楷、陳炯明、李書城、瀋鈞儒、張耀曾、柏文蔚等，陳獨秀也加入其中。歐事研究會沒有進行什麽活動，倒是《甲寅雜志》産生了很大影響。
《甲寅雜志》的主編是章士釗，發行人是王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釗、陳獨秀外、還有在早稻田大學讀書的李大釗，以及高一涵、易白沙、張東蓀、梁漱溟、蘇曼殊等人。陳獨秀以文會友，也就在這時結識了李大釗、高一涵和易白沙，他們後來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士，李大釗又成為同陳獨秀齊名的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
李大釗，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壽昌。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那裏是廣阔的冀東平原的東端，瀕臨着浪濤澎湃的渤海，緊靠着改道前的灤河。李大釗傢的住宅座落在村子中間的高地上，遠眺着一望無垠的田野。
李大釗的父親是一位讀書人，早年患了肺病，23歲就去世了，留下懷孕的妻子。李大釗的母親因感傷過度，在生下他以後不到16個月，也相繼逝世。李大釗自小孤苦伶仃，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無姐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撫養成人。
李大釗的祖父李如珍，也是一個讀書人。他在東北長春、萬寶山一帶開過雜貨鋪，有90多畝地，因為沒有兒子，將侄兒任榮，即李大釗的父親過繼為嗣子。李大釗出生時。他已經70多歲了，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孫兒身上，他對孫兒既十分寵愛，又管教非常嚴厲，一心要把李大釗培養成為能光宗耀祖的讀書人。
在祖父的督促和教育下，李大釗從3歲起，就學着認字，祖父白天教，晚上問。四五歲時，開始讀《千字文》、《百傢姓》、《三字經》。李大釗從小讀書異常勤奮、刻苦，學習見長，幼兒時代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詩著稱於鄉裏。
李大釗7歲時，祖父送他到本村𠔌傢的學塾跟單子鰲讀書。李大釗跳過了蒙學階段，直接讀“四書”。
李大釗讀了3年書後，單子鰲便嚮他的祖父提出：
“這孩子學業優良，我已經教不了他，請另請明師吧！”
祖父便把李大釗送到本村趙傢書館跟秀纔趙輝鬥讀書，又轉至井傢坨的舉人宋傢讀書。
李大釗10歲那年，祖父給他完了婚，妻子叫趙紉蘭，長李大釗6歲，以大姐的身份操持傢務，看管大釗讀書。
1905年，李大釗考入永平府中學。他原是報考秀纔的，趕上清朝政府改良教育，廢除科舉，興辦學堂，他便上了新學。
李大釗在永平府上了兩年學，祖父去世了，傢裏的財産被姑母和一個本傢叔叔揮霍殆盡。他本打算到通都大邑繼續求學，但不僅難以實現自己的願望，又面臨着失學的危險。井傢坨宋舉人見他將來必有大造化，表示願資助他到外埠深造。但李大釗見宋舉人因做官而得到不義之財，斷然拒絶他的幫助。
妻子趙紉蘭辛苦艱難，典當挪藉，支持李大釗上學。1907年，李大釗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在那裏上了6年學。
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舉辦人是湯化竜、孫洪伊。在教師中有革命黨人，對李大釗影響最大的是史地教員白亞雨。白亞雨是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重要成員。他學識淵博，待人熱情誠懇。他認為，一些立憲派人要求清政府召開國會，是與虎謀皮，無濟於事。每慷慨陳辭，歌荊軻易水之歌，其聲鬱抑蒼涼，聽者皆涕泣相嚮。他的革命思想不但影響了李大釗，也團结了一批有革命傾嚮的青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在京津和灤州、張傢口一帶奔走，從事運送軍火、聯絡新軍等活動，終於發動了灤州起義。他領導了灤州起義，起義失敗後被捕，就義前義正辭嚴地說：
“我死不足惜，倒是你們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隸，明天要做外人的牛馬，難道不覺得痛心嗎？”
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稱：“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李大釗深受感染，立意革命。為求索新的救國之途，他於1913年鼕去北京，同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竜交談，毅然加入中國社會黨，並負責組建天津支部，為中國社會黨評議員。
李大釗在學校裏擔任法政學會編輯部長，負責出版《言治》月刊。他在《言治》創刊號上發表的《大哀篇》中，感慨激憤地抨擊袁氏政府的“共和”，仍舊是“以暴易暴，傳襲至今，敲吾骨，吸吾髓；北洋軍閥拾先烈之血零肉屑，塗飾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此輩肥而吾民瘠矣。專製都督之淫威，乃倍於疇昔之君主，民之受其患也重矣。以致農夫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煢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災乘之。人禍臨之，蕩析離居，轉死溝洫，屍骸暴露，餓殍橫野。所謂民政者，少數豪暴狡獪者之竊權，非吾民自得之權也；幸福者，少數豪暴狡獪者掠奪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
1913年夏，李大釗畢業於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應邀赴京城創辦《法言報》，同時考察、觀註中國時局的變遷。袁世凱當時瘋狂地鎮壓京城的革命勢力，強行解散社會黨，並槍殺了社會黨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竜，逮捕一切社會黨人。李大釗聞訊潛出京城，避居故裏樂亭縣祥雲島。
他為了繼續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遂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李大釗，字守常。因釗字一解為勉勵，一解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勵自己與時俱進，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並在《文豪》等文章中寫下了不畏艱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當李大釗大聲疾呼“中士不造，民德淪喪，天理人紀，蕩然無存”，欲“喚醒衆生於罪惡迷夢之中”之時，北洋法政學校舉辦人湯化竜、孫洪伊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欲在學校中挑選李大釗等三名優秀的畢業生，送往日本留學。李大釗歷經深思熟慮，遂决定東渡求學，繼續尋求拯救祖國的出路。他告別了年長的妻子和頑皮的兒女葆華和星華，在海河畔的碼頭登上東去的客輪，涉過大海，在日本橫濱港登陸後，驅車直奔東京。
李大釗在東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他住中國留學生青年會公館，在留學生中結識了許多朋友，時常同他們談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問題，探討對宇宙和人生的看法。於是，由李大釗發起，成立了中華學會，學會既是學術組織，又是政治團體。李大釗與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三年級留日學生司徒復興結為好友，他們兩人一見如故，談興不衰，司徒復興嚮李大釗感慨地介紹了孫中山先生的近況。
司徒復興參加了孫中山在東京召開的中華革命黨第一次大會，會後，他秘密地嚮李大釗宣講旨為“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以“掃除專製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的黨章，並徵詢其願否入黨。李大釗以先深研各國政情、求索各種主義，後决定救國之途為詞婉言謝絶了。
李大釗在日本讀書之餘，研究了不少主義、學說，但一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又深感所研究的主義、學說，不能解救中國於危厄之中。自從20世紀初葉，日本早期工人運動著名領袖辛德秋水翻譯《共産黨宣言》，在日本的高級知識分子中已經開始研究、傳播歐洲新起的馬剋思主義，並公然宣稱馬剋思主義是無産階級自我解放的理論武器。李大釗在國內參加中國社會黨，已接觸了中國社會黨創始人江文虎的無政府主義，但他不相信無政府主義能解决中國的問題。這時，李大釗已熟練地掌握了日、英兩種文字，他出於強烈的求知欲望，從圖書館內藉來了辛德秋水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和歐洲其他的社會主義書籍，利用業餘時間，埋頭攻讀。
李大釗又通過司徒復興的介紹，認識了早稻田大學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授河上村夫。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論界知名的馬剋思主義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多年來，他和孫中山的忠誠朋友宮崎寅藏相交素篤，並與黃興、宋教仁為摯友。他在教學之餘，支持宮崎寅藏創辦的《革命評論》，配合同盟會機關報大造輿論。清廷退位之後，他被宮崎寅藏不惜傾傢蕩産，為孫中山討伐袁世凱籌募經費、招聘人員購進武器的義舉所感動，自己主動為孫中山討袁從日方刺探有關情報，時刻關註着中國的民族革命。
河上村夫同樣熱情地接待李大釗。他握住李大釗的手，興致勃勃地說：“歡迎，歡迎！我真誠地歡迎中國第一個想研究馬剋思主義的學生來做客。”
河上村夫簡單地詢問了幾句，已經知道李大釗對馬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還不甚瞭瞭，需要給以啓蒙式的幫助。當李大釗把讀《共産黨宣言》記下的疑難問題，像連珠炮似的發出提問時，他又感到這位初次相識的中國留學生態度嚴謹，不是僅僅背誦一些馬剋思主義的詞句、崇尚空談的書呆子，而是一位學以應用，時時、事事聯繫中國實際的人。
幾經交談，河上村夫教授喜歡上了這位中國留學生，他斷定：李大釗將是中國第一個馬剋思主義的信徒和傳播者。於是，便把自己的有關馬剋思主義的日文書籍送給李大釗閱讀。
袁世凱敲響復闢帝製的緊鑼密鼓之後，在留學日本的學生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反對復闢帝製的留學生義憤填膺，公開串聯，主張在留學生中間發起一場革命行動。他們為了喚醒中華民族的魂靈，主張寫出激昂的文字，司徒復興對發起革命行動有興趣，他也很有組織能力。李大釗則贊成河上村夫的見解，他趕寫了一篇富有政治遠見的討袁檄文——
《國情》，並投寄給《甲寅雜志》。
《甲寅雜志》主筆章士釗從郵件中突接這篇論文，讀之，驚其溫文醇懿，神似歐公，察其自署，則赫然李守常也。他既不識其人，朋遊中亦無知者，不獲已，撰言復之，請其來見。
章士釗寓居東京小石川林町一鬥室中，書齋兼臥室，如有親朋相訪，自然又要充做會客之地。室中佈置得很合主人的身份——淡雅、幽靜。章士釗的妻子叫吳弱男，出生於望門大戶，清末民初的上層官僚、政客，尤其是自袁世凱而後的歷屆北洋政府的閣僚，幾乎無人不和她傢有瓜葛。其父吳保初，與譚嗣同等人齊稱海內四公子；其叔父吳長慶曾官至廣東水師提督之職，在率部慶軍渡海駐朝鮮之際，曾一手提攜事後成為竊國大盜的袁世凱。吳弱男長於名門望族之室，自幼在三從四德的桎梏下長大，雖精於文墨，且又和反清的名士聯姻，但仍然恪守封建倫理道德，終於成為賢妻良母主義的倡導者。
這天，陳獨秀不宣便直進章士釗的寓所。章士釗匆忙起身，熱情地請陳獨秀落座。他們兩人一見面便談起孫中山發動討袁“三次革命”，陳獨秀冷然作笑，說：
“中山先生書生氣十足！起初，雙手把辛亥革命果實奉獻給袁大頭，現在又想把這個獨夫民賊從大總統寶座上拉下來談何容易？這不正應了請神容易送神難這句俗話了嗎？”
章士釗表示贊同陳獨秀的意見。他順手把李大釗的《國情》一文遞給陳獨秀。陳獨秀僅僅看了標題《國情》二字，便擡起頭淡然地問：
“是寫何國之情？”
章士釗旋即把《國情》一文的內容概述一遍，並表明自己贊同《國情》一文中的觀點。陳獨秀沉痛地說：
“打倒了皇帝，爭來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沒有！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傢沒有民主，就不會有進步，更不能産生真正的革命！中華民族落得了這般愚昧、無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國？！”
陳獨秀把《國情》文章往桌上一放，情緒低沉、頗有些悲觀地說：“行嚴，此類稿件我不看了，你贊同就發吧！說句極而言之的話：一個沒有民主、自由的國傢，還不如亡了的好！”遂起身告辭，怏怏不快地離去了。
陳獨秀剛剛離去，李大釗便輕輕地叩門。
章士釗把李大釗迎進門來，客氣地問道：“先生，您是……”
“李守常。”李大釗謙虛地答道。
章士釗十分高興地請李大釗落座，並嚮李大釗介紹了自己的妻子吳弱男。歷經短暫的交談，雙方都打消了初見時的拘束感，很快就進入了十分融洽的交談。
當章士釗知道“守常”是李大釗的字，他沉吟片刻，甚是疑惑不解地問：
“《國情》一文，你為何不署其名，而用其字？”
李大釗聽後面帶難色，他看到章士釗那種誠摯神態，方說出真情：
“先生名曰士釗，我投文《甲寅雜志》，何敢與先生釗釗齊名。”
章士釗見李大釗敦厚、純樸，又有着真知灼見，更加有了好感。他稱贊《國情》一文的觀點，說李大釗是行文的高手，又指出《國情》文中具有政治傢的遠見灼識，說到此文結束處：“求國情於外人，竊恐此憾終難彌耳。”他有些興奮地說：“這就把美國人古德、日本人賀氏著文的本意，袁大頭復闢稱帝的野心昭然於天下了！”
李大釗有些惶恐不安，他十分謙和地說：“先生過奬了，過奬了！我衹不過是痛感國情之危難，民族之厄運，說了幾句堅持共和，反對帝製，以及喚醒國民，共同反對袁世凱復闢帝製的話而已。”
“這就很了不起！因為你是首次撰著論文，嚮國人發出警告的有志之士。”章士釗又問：“守常先生，昔日，你是同盟會會員嗎？”
“不是！但一直在追求孫中山先生所踐行的革命理想。”
“在這個問題上，你我是不謀而合的！”章士釗講了自己雖和孫中山先生情好極篤，但因個性持重，不適於從事群衆運動，未曾參加同盟會。章士釗接着說：“最近，中山先生提出謹防日本政府趁歐戰之機，藉口對德宣戰，侵占我國的領土主權。對此，你以為然否？”
“我贊成中山先生之說，但是我認為更要提醒國民，防止袁世凱藉機賣國，達到他復闢帝製的目的！”
“所見極是，令人頓開茅塞，望你餘暇多多為《甲寅雜志》寫稿。”
“先生過謙了！為國為民，我自當盡力。”
“先生心胸豁達、敏捷，今後希望常來捨下敘談救國大事。”
從此，李大釗同章士釗建立了友誼，李大釗也成了《甲寅雜志》的主要撰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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