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一场令人拍案叫绝的崇祯皇帝倒魏的戏码要上演了。
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崇祯皇帝终于等来了铲除魏忠贤的绝佳时机，这一天，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受到了御史杨维垣的上书弹劾。随后，工部主事陆澄源也参与了这次弹劾。杨维垣原本与魏忠贤关系还不错，他上书弹劾崔呈秀的同时，却对魏忠贤大加美化。不过，不管他出于何种目的，崇祯皇帝还是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他看到朝中大臣们已经有很多人不满魏忠贤，而这些大臣多数都是迫于魏忠贤的势力而不敢进谏，尤其是在明熹宗时期，明熹宗对魏忠贤的纵容更打击了他们倒魏的念头。崇祯皇帝认为，现在自己刚刚即位，大臣们肯定会对他抱有一丝倒魏的希望。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先逐个铲除魏忠贤的党羽，最后再一举铲除魏忠贤。
鉴于当前朝中形势，崇祯皇帝决定拿崔呈秀开刀。一方面，崔呈秀受到大臣弹劾，作为皇帝理应给予处理；另一方面，崔呈秀担任兵部尚书，势力十分强大，铲除他就等于砍断了魏忠贤的一只手臂，对今后肃清魏忠贤奸党十分有利。随即，崇祯皇帝下令免去了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崔呈秀被迫回乡。果不出崇祯皇帝所料，就在崔呈秀被免除官职后，一些早就对魏忠贤不满的官员看准了皇帝对魏忠贤的态度，趁机纷纷上书，将矛头直指魏忠贤。除此之外，一些魏忠贤的党羽以及少数见风使舵的官员们，也都与魏忠贤分道扬镳。
实际上，工部主事陆澄源在参劾崔呈秀时，就已经涉及到魏忠贤建造生祠的问题。魏忠贤当初让人在全国为他建造生祠，遭到了许多人的不满，人们都敢怒不敢言，得知皇帝对魏忠贤的真实态度后，这些官员们才大胆起来。兵部主事钱元索性直言弹劾魏忠贤，毫不畏惧魏忠贤的威胁，言辞十分激烈，足以震动人心。刑部员外郎也趁机弹劾魏忠贤，对魏忠贤痛恨不已。海盐县贡生钱嘉徵的上疏更是道出了天下人的愤怒，他在上疏中列出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条条罪不可恕。
接到这些弹劾，崇祯皇帝虽心花怒放却也不露声色，只是秘密地部署着计划。他派人将钱嘉徵所列出的十大罪状当面读给魏忠贤听，试探魏忠贤的举动。善于察言观色的魏忠贤立刻料到事情不妙，赶紧称病要辞去官职，试图携卷大量财物苟且偷生。崇祯皇帝随即令他出宫调理身体，并立即解散了宫中内操。紧接着，崇祯皇帝又把魏忠贤的党羽逐一惩治，随后又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魏忠贤一心想着辞官保富贵，便带走了大量人和车辆，浩浩荡荡地驶出京城。见魏忠贤如此，崇祯皇帝决定以此为理由，命人缉拿魏忠贤。
得知崇祯皇帝下令缉拿自己后，魏忠贤也知道了自己的末日就快到了，不得不为自己当初轻视了这个年轻的皇帝而后悔。已经走投无路的他最终只得选择了上吊来结束生命。魏忠贤死后，崔呈秀也自赴黄泉。崇祯帝下令将死去的魏忠贤磔尸，以泄民愤，随即一笔一笔地清算起魏忠贤余党的罪状。到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明朝的大街小巷都传来了大快人心的消息--魏忠贤及其奸党终于被铲除了。
魏忠贤自杀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知道魏忠贤仅仅是大明朝的一只蛀虫，而更可怕的威胁还在后面。在清扫魏忠贤党羽的时候，崇祯皇帝开始平反冤案，有意识地启用天启年间蒙冤被罢黜的官员，并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将收复全辽的重任托付给他。与此同时，崇祯皇帝还全面考核官员，清除结党营私的朋党，杜绝朝廷大臣与宦官勾结。在大力整顿朝廷后，崇祯皇帝又启用了洪承畴、杨嗣昌、孙传庭等，命他们力剿流寇。一时之间，人们似乎看到了明朝中兴的气象，智慧与稳重、果断与魄力，在这位青年才俊的皇上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然而，面对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大明皇朝，崇祯皇帝真的可以力挽狂澜吗？ 在当时，摆在崇祯面前的有三大难题。他要应付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宦官奸党专权的黑暗局面，要面对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还有强邻压境，努尔哈赤的虎视眈眈。面对这连串棘手的事情，危机四伏的政局，就算崇祯皇帝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有力挽狂澜的气魄，也未必能扭转乾坤，更何况是要实现明朝的中兴。况且，崇祯皇帝的成长过程颇为阴暗。长时间深陷宫廷争斗，使他有着君主致命的弱点--多疑、优柔寡断、刚愎自用。一个性格复杂多变的人，在特定的事情发生时所做的决定稍有不慎都足以致命。比如，就在魏忠贤奸党被剿灭后不久，多疑的崇祯皇帝就感到外延大臣不可靠，随即启用了王承恩等一批宦官。在王承恩等宦官的身影中，人们仿佛又依稀看到了宦官专权的影子。宦官们再次得到了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的大权，大量的宦官还涌入了地方重镇，官位凌驾在地方督抚之上。大多数宦官作威作福，专横跋扈，明朝刚刚趋于缓和的社会矛盾又再度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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