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方认识中国的五个阶段
西方对中国的热情由来已久，像今天这样席卷全球的"中国热"，在过去500年间曾经在西方世界里上演过很多个不同版本。每一个版本几乎都与客观的中国现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因为它们都是在当时西方社会的时代精神中应运而生的，与其说它们将中国呈现于西方人面前，毋宁说它们忠实地向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西方的精神面貌。
如果我们根据历史的延伸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划分成几个不同阶段的话，那么在文艺复兴以前，或者更精确地说，马可·波罗以前的漫漫岁月可以被称为"神话时期"。虽然在很早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及稍后的罗马帝国时代（中国汉朝称它为"大秦"），中国与欧洲已有零星和间接的往来，但受制于遥不可及的地理阻隔和当时落后的交通技术，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与西欧几乎完全处于隔离状态，双方所拥有的关于对方的信息匮乏凌乱，而且绝大部分带有虚无缥缈的神话色彩，可信的"知识"成分很少。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人幻想中的理想乐土一直是在西方，所谓"西天极乐世界"；而古代西方人幻想中的天堂却恰恰指向东方。也许是基于这一信念，远古时代的西方人根据他们对天堂的理解，对遥远的中国有着许多理想化的描绘。关于中国名称也有不下十几种，如Seres、cathay、Sinae……这种幻想与描绘大多与中国的特定物产--如丝绸--有着密切的关联。（参阅《永远的乌托邦》第一章，周宁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亦见《世界的中国观》第二、三、四章，忻剑飞著，学林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从那时（13、14世纪之交）一直到启蒙运动开始（17、18世纪之交）的400年，可以被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的"传奇时期"。虽然对于"马可·波罗究竟有无其人"、"究竟到没到过中国"、"他的记载中有多大的虚构成份"……这一系列问题，中外学术界至今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马可·波罗游记》毕竟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在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社会的作品。所以，无论这位来自威尼斯的夸夸其谈的商人在他的书中吹了多少牛，他在东西方交流历史上的名字是不会被轻易抹去的。当然，这一时期稍后真正承担起向西方传播"中国知识"使命的，主要是来自意大利和葡萄牙的耶稣会教士，其中最大名鼎鼎的当数与徐光启有师生之谊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耶稣会教士一方面以西欧最新科学技术为"诱饵"在中国传播罗马天主教，另一方面向欧洲发回了大量信札，详细介绍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之所以称这几个世纪为"传奇时期"，是因为从那时开始，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已经基本摆脱漫无边际的主观幻想，而开始建立在基本符合实际的第一手材料上；不过，这些第一手材料虽为数不少，但还只是不成系统的见闻故事和感想札记，没有达到建立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全面的知识体系的程度。"传奇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在此之前，流传于西方的有关中国的书籍的作者无一到过中国；而从那时开始，几乎每一本以中国为主题的书籍都是直接来自中国的亲历报道。（参阅《永远的乌托邦》第二章第1、2、3节，周宁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亦见《世界的中国观》第五章，忻剑飞著，学林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17世纪末、18世纪初是西方历史上（应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对现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启蒙运动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拉开了帷幕。也是从那时起，西方的"中国想象"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17、18世纪之交到19世纪后期的将近200年，可以被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的"哲学时期"。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欧洲传教士或借传教士之名的学者出于各种目的涌进中国，给欧洲带回了有关中国的详尽知识；另一方面，从那以后，西方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思想家的思考中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中国文化的印记。在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那些伟大名字，如莱布尼茨（Gottfrien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伏尔泰（Voltaire，原名Fran?ois-Marie Arouet ，1694-1778）、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之下，都能够找到有关中国的大量论述。那个时期的中国，对于西方来说，就是今天中国人视野中美国的翻版--欧洲思考和讨论所有国际国内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这个坐标，避免不了中国的影响。上述思想家中既有对中国文化无保留的仰慕者，像莱布尼茨和伏尔泰，亦不乏一边倒的批判者，如黑格尔和那位写过《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总体而言，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对中国的观察、分析和评述虽不能说十分细致，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有些人如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等甚至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至今读来仍有很大启发。（参阅《永远的乌托邦》第二章第4节、第三章第1、2节，周宁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亦见《世界的中国观》第六、七、八章，忻剑飞著，学林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西方的"中国热"达到了一个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而下一个高峰则一直要等到200年以后的20世纪末才会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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