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这种事情也是经常有的。我最早走上电视也是这样，人家告诉我没找着合适的嘉宾，让我去当一次嘉宾，帮一个忙，就去了。录完之后，其实就是让我做了主持人。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要知道就干不了了。
于丹：后来就不是帮了，而是一直在这儿忙着了。
张越：对，所以无知者无畏嘛，一开始误打误撞就做起来了。
于丹：有畏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智了。
张越：你那次讲完《〈论语〉心得》，我记得在中关村做第一次签售。我听敬一丹说，她去中关村，就老远地望见一堆一堆的人，车都堵了，她当时的反应是中关村出事了。
于丹：我也以为出事了。我当时想，我怎么赶上一个出事的时候上这儿来呢？给我耽误了怎么办？
张越：后来你才知道，那个惹事的就是你。
于丹：后来接我的那车就直接开到地下车库，而且把我拉到一部货梯那儿。工作人员说，你必须走货梯上去。我才把这个事跟我联想起来。我都不能走正常的道路了，而要从货梯上去，到签售现场。
张越：《论语》距今两千多年了，为什么忽然之间你在今天这个时刻引发这么一场热潮？你想过吗？
于丹：我不开玩笑地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引发的，而是大家心里积蓄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做传媒的，起码知道传播的时候，只有这个信息在被期待的时候它才是有用的，才能被接受。如果没人期待，你一个人在这儿说吧，大家根本听不入耳。
我觉得，现在人们心里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惑，一直都在寻找答案。不能说《论语》给出了唯一的答案，但是它给我们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坐标。
我想，所谓对于国学的关注，仅仅看这个世纪之初还是不够的。我们也不用说两千多年来有多少巨变，其实就看整个二十世纪，我们经历了什么呢？二十世纪一开始，辛亥革命，中国稳定的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一下子土崩瓦解。这是一次革命性的突变，而不是改良式的渐变，它是一次毫不留情的颠覆。
八年之后，出现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要让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进来，矫枉必须过正，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把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价值体系打碎了。
接下来，三十年代，整个民族救亡，持续到四十年代。从文化学术上来讲，那个时候尽管有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有一批知识分子在探索努力，但是很多努力只是个人式的，在整个救亡那个大环境里面无法完成文化的重新建构，无法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我们就在这种坍塌的废墟上忙着救亡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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