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方認識中國的五個階段
西方對中國的熱情由來已久，像今天這樣席捲全球的"中國熱"，在過去500年間曾經在西方世界裏上演過很多個不同版本。每一個版本幾乎都與客觀的中國現實相去十萬八千裏，因為它們都是在當時西方社會的時代精神中應運而生的，與其說它們將中國呈現於西方人面前，毋寧說它們忠實地嚮我們呈現了那個時代西方的精神面貌。
如果我們根據歷史的延伸將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劃分成幾個不同階段的話，那麽在文藝復興以前，或者更精確地說，馬可·波羅以前的漫漫歲月可以被稱為"神話時期"。雖然在很早的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及稍後的羅馬帝國時代（中國漢朝稱它為"大秦"），中國與歐洲已有零星和間接的往來，但受製於遙不可及的地理阻隔和當時落後的交通技術，位於歐亞大陸兩端的中國與西歐幾乎完全處於隔離狀態，雙方所擁有的關於對方的信息匱乏凌亂，而且絶大部分帶有虛無縹緲的神話色彩，可信的"知識"成分很少。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中國人幻想中的理想樂土一直是在西方，所謂"西天極樂世界"；而古代西方人幻想中的天堂卻恰恰指嚮東方。也許是基於這一信念，遠古時代的西方人根據他們對天堂的理解，對遙遠的中國有着許多理想化的描繪。關於中國名稱也有不下十幾種，如Seres、cathay、Sinae……這種幻想與描繪大多與中國的特定物産--如絲綢--有着密切的關聯。（參閱《永遠的烏托邦》第一章，周寧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亦見《世界的中國觀》第二、三、四章，忻劍飛著，學林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開啓了一個嶄新時代，從那時（13、14世紀之交）一直到啓蒙運動開始（17、18世紀之交）的400年，可以被稱為西方認識中國的"傳奇時期"。雖然對於"馬可·波羅究竟有無其人"、"究竟到沒到過中國"、"他的記載中有多大的虛構成份"……這一係列問題，中外學術界至今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馬可·波羅遊記》畢竟是有史以來第一部在西方産生過巨大影響的全面係統地介紹中國社會的作品。所以，無論這位來自威尼斯的誇誇其談的商人在他的書中吹了多少牛，他在東西方交流歷史上的名字是不會被輕易抹去的。當然，這一時期稍後真正承擔起嚮西方傳播"中國知識"使命的，主要是來自意大利和葡萄牙的耶穌會教士，其中最大名鼎鼎的當數與徐光啓有師生之誼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耶穌會教士一方面以西歐最新科學技術為"誘餌"在中國傳播羅馬天主教，另一方面嚮歐洲發回了大量信札，詳細介紹了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之所以稱這幾個世紀為"傳奇時期"，是因為從那時開始，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已經基本擺脫漫無邊際的主觀幻想，而開始建立在基本符合實際的第一手材料上；不過，這些第一手材料雖為數不少，但還衹是不成係統的見聞故事和感想札記，沒有達到建立有關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全面的知識體係的程度。"傳奇時期"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即在此之前，流傳於西方的有關中國的書籍的作者無一到過中國；而從那時開始，幾乎每一本以中國為主題的書籍都是直接來自中國的親歷報道。（參閱《永遠的烏托邦》第二章第1、2、3節，周寧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亦見《世界的中國觀》第五章，忻劍飛著，學林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17世紀末、18世紀初是西方歷史上（應該說也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對現代世界産生深遠影響的啓蒙運動在這一歷史節點上拉開了帷幕。也是從那時起，西方的"中國想象"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從17、18世紀之交到19世紀後期的將近200年，可以被稱為西方認識中國的"哲學時期"。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歐洲傳教士或藉傳教士之名的學者出於各種目的涌進中國，給歐洲帶回了有關中國的詳盡知識；另一方面，從那以後，西方幾乎每一個重要的思想傢的思考中都或深或淺地留下了中國文化的印記。在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那些偉大名字，如萊布尼茨（Gottfrien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伏爾泰（Voltaire，原名Fran?ois-Marie Arouet ，1694-1778）、休謨（David Hume，1711-1776）、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之下，都能夠找到有關中國的大量論述。那個時期的中國，對於西方來說，就是今天中國人視野中美國的翻版--歐洲思考和討論所有國際國內問題時都離不開中國這個坐標，避免不了中國的影響。上述思想傢中既有對中國文化無保留的仰慕者，像萊布尼茨和伏爾泰，亦不乏一邊倒的批判者，如黑格爾和那位寫過《魯濱遜漂流記》的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總體而言，啓蒙時期的哲學家們對中國的觀察、分析和評述雖不能說十分細緻，但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係，有些人如孟德斯鳩和亞當·斯密等甚至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至今讀來仍有很大啓發。（參閱《永遠的烏托邦》第二章第4節、第三章第1、2節，周寧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亦見《世界的中國觀》第六、七、八章，忻劍飛著，學林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西方的"中國熱"達到了一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高峰，而下一個高峰則一直要等到200年以後的20世紀末纔會再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