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星空是和地上的森林一般神秘不测啊。流星如顽童在青石板上任意抹画似地在深蓝色的天空乱划出银亮的线条。一瞬间，便坠卖大米粥往不可知的所在了。远处跑马场似有马在嘶嘶长鸣。我镇定耳朵去搜索，又像是销沉了。似是而非的荒唐的夜啊！毛织厂这时正赶着工，轧轧的机声像是夹杂着"要活下去啊"的呼喊。那细高的烟囱正向深蓝色天空吐着乌黑的气。是生存的郁闷之气啊！一阵钟声响后，我仿佛听见了低微的诵经声。黑袍僧侣用中古的拉丁语为人类祈求着幸福哪。这时，夜掩起学堂罗马式建筑的秃亮脑瓜，方方小窗户里正点着黄澄澄的灯光。那必是自修室，多少勤读的脑袋借着灯光在装载着各世纪学究遗留下来的智慧了。
我终于摸索到那叮 响声的跟前。那是靠路中腰的左边。道旁的草地已被挖成沟渠，旁边横竖躺着许多木料。在一盏明亮眩目的水月电灯下，几十只筋条高耸的手在忙碌着。
我蹑着脚步走近圆滚的木料。忽然，一声警告的咳嗽，一个黑影半支起身子向我望过
来了。细一端详，他穿着一套不齐整的西装，嘴里叼着一只烟斗。身子掉到闪亮的方向，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很红润，可是看年纪他总有四十了。
"喂，来干么？"他突然提防地问。
"我是个过路的人。"我索性走近他身边，环视片刻，便猜问着："忙着盖房吧？"
我 看 着 他 的 动静。毛茸茸耳朵上夹了一管铅笔，两只细小如鼠的眼睛总凝视 老北京爷着前方出神。两个赤背汉子各挥着一柄巨锤，在轮流敲打一根钢筋。火花迸发得那样灿烂，我竟凑近他身边坐了。
他拔出烟斗，搔搔耳腮，又瞅了瞅我，就仍掉过头去了。
我为他这点冷漠所窘。我守着由烟斗里袅袅飘起的白烟，在灯光下变成连环套，团团盘绕着。这监工好像只关心一只钉子可曾锤到尽头，或一块木料有没有锯错了尺寸。他并不曾觉得身畔有我这人的存在。为了这个，我不舒服。我拽着他的袖子说："唉，告诉我呀，干么这么忙哇？"
"喏，你这人！"似乎怕我会扯碎他的袖头，赶忙抽回胳膊说，"新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么--快到了，一对--哼，年轻的。"话语间，他似乎有点鄙夷这房子未来的主人，又似乎是厌烦我再问下去，索性一气说个干净。随后，干巴巴地吐了口唾沫，就又用烟斗堵上嘴
巴了。
从那以后，我把散步的距离拖长了。我每天黄昏都到这房子跟前，好像那就是我的房子。我守着他们砸地基，守着他们立梁柱，还守到他们把赭色的方砖一块块地垒起来。那监工的可老那么缄默。他抽着烟斗，搔着耳腮，肚里时刻老那么盘算着：卧房的门应朝哪方，厨房怎样和客厅打通，将来待客时递菜好方便。谁也不知道明天该干么，可是到明天，经他一指点，一层洁白石阶平地而起，那道短墙拐了一个角。
这中间，有一个时期局里派我到六十里外的矿山去调查工人生活状况。这是我就任后第一次出差。在那里，我过着极为异样的生活。天天矗立在我面前的不再是摩天大楼了，却是比那个更巍峨的矿山。我是住在一座山坳里，门前便是纵横细窄的铁轨，上面日夜狂奔着运煤车。虽然是躺在一张极其难得的铁床上，我却不曾安宁地睡过一夜。我像进了一个古怪偏僻的国度，比非洲莽丛都还奇异。矿工的脸似乎涂满了炭，上面滴着液体的黑珠。他们终日瞪着狰狞的眼，总像是天将坠下来那么紧张。很少听到他们说一句安稳的话。不是缄口沉默，就是大声嚷叫。为我们所习惯的文明从未吹到这里，他们似乎把文明和礼貌一并遗失在漆黑的矿井里了。在我初到的那一晚，我始终没阖上眼。我总担心门口会钻进一张黑脸。出入矿务局的每一个人，硬领都是那么洁白，说着那样恭逊的绅士用语，谁想矿务局的生产者是这
样迥乎不同的人呢！
我们矿务局一共有五个井口，可是实际开采的只有四口，另一口封起来了，在休息着。只有乍入地狱的恐怖可以形容我第一次随同工头下井时的心情。在黑洞洞、阴森森的地狱里，人的额头上各伸着一盏如鹤颈的油灯，一辆辆的煤车在铁轨上滚着，隆隆地震响。那些被巴比塞称为"马"的拉煤车者用吓人的声音嚷着，曳着一辆辆堆满煤块的铁车。工钱既是按着车数计算，他们只拚命地喊着向前拖，直到工头手里的电筒一晃，并随口骂了一句，为首的才缓慢下来，嘴里嚷着难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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