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的报告很快就送到邓小平那里。
查良镛对邓小平仰慕已久，而邓小平对查良镛不但不陌生，还特别欣赏他。邓小平是从《明报》的社评中认识查良镛的。
查良镛在自己撰写的社评中，反对中共批判北大教授马寅初，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反对盲目的“大跃进”思想和行为，支持惨遭迫害的彭德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和林彪，反对红卫兵“造反”，反对江青之流困扰周恩来，批评“左”倾路线……这些观点，基本上和邓小平的主张和看法是一致的。所以，很早以前，邓小平就已经留意到这个跟那些人云亦云、看风使舵的报人、评论家截然不同的查良镛，非常欣赏他深邃理论和独到的见解。
当然，给邓小平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可能还是查良镛一贯以来对他的支持和拥护。尤其是邓小平70年代被打倒，落难到江西省的那段艰难岁月，查良镛时常在《明报》的社评中称赞邓小平，支持邓小平，反对中共对他的处置，并预言他将“东山再起”。
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在国内，就是在海外，在报章上公开支持、称赞邓小平的文章少之又少，而像查良镛那样常常在社评中客观评价邓小平、拥护邓小平的，也很难找到第二个人。
在落难的日子里，像查良镛这样的支持和拥护，多多少少会给处于事业低谷的邓小平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是一些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查良镛是邓小平的一个志同道合、殊途同归的“知音”。也许，从那个时候起，邓小平就觉得查良镛是值得一见、值得一谈的朋友。
查良镛对邓小平的支持和拥戴还不止于此。
在邓小平复出后，查良镛不断在《明报》上撰文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安排务实派执掌党政大权大加称赞，并力拥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所有这些，邓小平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相信他一直想见见查良镛这位特殊的“朋友”、不寻常的报人。
所以，我们可以想像，当他看到有关部门送来的邀请查良镛访问大陆的报告时，他或许有些高兴，连声自语：“这个查良镛！这个查良镛！”随即，邓小平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旅社等机构的安排下，1981年7月16日，查良镛携妻子和一对子女起程回大陆。陪同查良镛去大陆的还有中方的一些官员。
坐在从香港飞往北京的客机上，看着舷窗外，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1948年，第一次南下香港谋业的时候，自己才24岁。那时，身无半文，只有满腔热血，连乘出租车过海的10元港币也是向邻座的香港《国民日报》潘社长临时借的。
想到这，查良镛不禁暗暗一笑。那位人人称为“小查”的小青年，如今已是大名鼎鼎的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富有的报人、指点江山的社评家，如今正作为中共政府的贵宾，衣锦还乡。抚今追昔，查良镛自觉不愧此生，无悔为人。仰靠在座椅上，查良镛静静地梳理着往事，他喃喃自语：“最后一次离开上海、杭州是什么时候了？哦，没错，是年，算起来已有28年了。真是‘二十八年后还故国’啊！”
二十八年间，大陆风云变幻，但不管怎样，大陆毕竟是他的家国，如今在阔别多年之后，终于回来了，而且是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当飞机飞到华北上空，可以看得见华北大地的时候，查良镛按捺不住亢奋和激动的心情，频频俯视那片他既熟悉、又觉得陌生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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