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文壇刀客”點評文化名人：誰紅跟誰急   》 中國當代文學的高玉寶效應(3)      韓石山 Han Danshan

　　一個培養作傢的學校，應當是凡進去的，出來就是作傢。如果這個學校進去是作傢，出來還是作傢，進去的不是作傢，出來的還不是作傢，那麽這個學校還能叫學校嗎。
　　實際上，它從來就不是一個學校。在籌備會上，丁玲說得很清楚：文講所“主要是給一批土生土長的作者創造一個學習提高的場所，不公開招生，而采用調幹進修，以自學為主，請專傢講課為輔。”(馬烽《文研所開辦之前》)
　　無論從辦學的條件，還是從辦學的目的上看，這個學校，就是要把高玉寶們培養成大作傢。而這一目的，可以說基本上沒有實現。除了極少數有才華的作傢，各有各的成材因素之外，文講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頂多可以說，給了他們專門看書的時間，再就是讓他們見了世面，在彼此的比較中增強了信心或是失去了信心。
　　為什麽要做這樣的蠢事呢，一句話就說明白了，到了新社會，舊社會過來的作傢不能用了，無産階級要占領文學創作這個陣地，就得培養和造就自己的作傢。放在這個大的文化背景下，文講所就顯得更其荒唐了。等於是有現成的作傢，甚至是優秀的作傢，不信任不依靠，卻硬要把不是作傢的材料倉促間培養成作傢，還要培養成大作傢。
　　根據幾個當事人的回憶，文研所是一九五零年夏天籌備，一九五一年元月正式成立的。
　　而恰在這時，一場浩大的以舊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思想改造運動正在全國展開。瀋從文以學員的身份坐在華北革命大學的教室裏，認真地學習着淺顯的革命理論，改造着自己頑固的舊思想。李健吾剛在報上發表了《學習自我批評》，正在打點行裝去安徽蒙城參加土改工作隊，以便通過下鄉鍛煉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這衹是兩個小小的例子。在那個年月，多少作傢放下了手中的筆，多少學者放棄了白己的研究課題，幾乎是無法統計的。而北京鼓樓東大街一零三號那個大院裏(文研所駐地)，正在緊鑼密鼓地，興致勃勃地鑄造着我們的作傢，要把高玉寶們鑄造成足以取代瀋從文們的作傢。
　　這，就是中國文學的高玉寶效應。
　　不必說什麽客套話了，最後，我還要說句讓衆多作傢泄氣的話，解放後幾十年來，中國文化，包括中國文學，賴以支撐的，不是與時俱進的作傢們，而是那些傲骨嶙峋的學者們，比如陳寅恪、俞平伯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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