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三姐妹与她们的夫君。前排为元和和顾传玠，后排为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兆和。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结婚，“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证婚人。”出席婚礼的沈家只有表弟黄村生和九妹岳萌；张家有大姐元和、大弟宗和与晴江三叔一家。他们的新居位于西城达子营，因小院有一棵枣树和一棵槐树，沈从文谓之“一枣一槐庐”。新房四壁空空，两张床上，各罩着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一幅锦缎百子图罩单，才略显新婚的喜庆气氛。参见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凌宇编《湘西秀士》，第40页。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是十分满意的。在历经长达三年零九个月的矢志追求后，他不仅获得张兆和的芳心，而且还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心。沈从文在《水云》里不无得意地说：
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恰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沈从文自传》,第227页。
我们知道，婚姻的美满和幸福不在于物质财富的多寡，而在于志同道合。张兆和虽是学英文的，但她的文学修养极高。沈从文接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后，张兆和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不仅帮他看稿、改稿、送稿，甚至还帮他写稿。如沈从文小说中的《玲玲》就出自张兆和之手。1941年张兆和还出版过小说集《湖畔》（文化生活出版社）。或许是受沈从文的影响，张兆和小说的风格颇有京派余韵，徜徉于自然的纯粹与童心的真趣，善于捕捉生命的本色，字里行间流露出美的忧伤。
爱情的酿造或许如陈年老酒一样，时间越长，香味愈浓，亲自酿成的人饮后，精力越充沛。沈从文的很多传世之作，诸如《湘行散记》、《从文自传》、《边城》和《八骏图》等，无不是在张兆和爱的照耀下应运而生的。结婚后，沈从文的文学事业进入鼎盛时期。他从“学衡派”吴宓手中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后，奖掖后进如王西彦的《夜宿集》，就是他选定被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卞之琳的第一个诗集《三秋草》也得到了他的经费支持。，扶持青年。一时间，他在北平的家里，常常宾朋满座，喜笑颜开。在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实力雄厚、阵容强大的“京派作家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沈从文事实上“已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京派作家”的旗帜。
1934年1月，沈从文回凤凰看望病危的母亲。走前，他与妻子约定，每天给她写信一封，记下沿途的见闻和对她的思念，回北平后再拿给她看。这就是有名的38封《湘行书简》。众所周知的著名散文《湘行散记》一书，就是根据他这次返乡途中写给妻子的书信综合整理而成的。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经过这长达四年的酿造，比常人的感情更为浓烈。新婚初期，两人更是如胶似漆。沈从文独自返乡探母才走两天，张兆和“便像过了许多日子似的”，“白日里，因为念着你，我用心用意地看了一堆稿子。到晚来，刮了这鬼风，就什么也做不下去了。”《从文家书》，第45页。沈从文在沅水途中写道：“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因为思念，沈从文在信中安慰道：“三三，乖一点，我一切好！”同上书，第47页。“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同上书，第49页。。沈从文人在船上，眼睛在沿途的山水，而心却在妻子身上：“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水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同上书，第51页。风虽然很猛，船中也是冰冷的，沈从文的心里却充满着柔情和温暖，因为“一个人心中倘若有个爱人，心中暖得很，全身就冻得结冰也不碍事的！”同上书，第54页。想到同是坐在船上，十几年前搭坐一只装载军服的船只上行，孤单无助，前途渺茫，唯一的希望只是一个四元一月的录事职务；如今虽是独自坐船下行，可毕竟今非昔比，自己不仅在文坛上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得到了自己满意的爱情，真是造化弄人。“想着远远的一个温和美丽的脸儿，且这个黑脸的人儿，在另一处又如何悬念着我！我的命运真太可玩味了。”同上书，第53页。爱情不仅使人温暖，更使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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