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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骂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骂的人--李敖 Most people curse curse most people - Li Ao 》
九、商海谋生,义助殷海光(1)
陈才生 Chen Caisheng
在“文星”时期,由于主张“西化”的几名学者如李敖、许登源、居浩然、陆啸钊、李声庭、洪承完等人都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在台湾大学曾大力宣传、介绍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潮流和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并且猛烈批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此,他便被反对西化的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徐高阮等人想当然地指斥为西化派的总后台。 殷氏虽然并未介入这场中西文化论战,但他反专制、反独裁的立场和揭露国民党官局黑暗的文章却一步步惹恼了当局,加上他与爱因斯坦、罗素、费格、海耶克等世界第一流的大脑袋通信不断,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增大,他为狭隘的国民党所不容就在当然之中。尤其是李敖文笔犀利,咄咄逼人,颇与殷海光相近,在初出道时曾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殷海光的“化名”①,因此,从李敖身上往往能勾起官方的一系列接近联想。蒋介石在国民党党部召开的中常委会上说:“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到‘反共复国基地’来后,完全变了。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这无异是对殷海光进行全面迫害的一个信号。 到“文星”后期,随着官方对殷海光打击力度的增强,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更是把殷海光和“文星”绑在了一起。前已述及的侯立朝在《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中列有一表:① 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毫无根据的罗织,把台湾五六十年代的一批新老自由主义文人摆在了一张平台上。以至文德先生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替殷海光抱屈说:“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李敖与殷海光——这位同样狷介的学界前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前已有述,李敖在大学阶段就与殷海光有过交往,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和李敖对殷海光认识的的转变而中断。 还是在1961年11月的一天,李敖独自徜徉于文学院中,与殷海光不期而遇。两人虽然多年不见,但这位自由主义大师并没有把李敖忘掉,他主动叫住了李敖,问:“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李敖告诉了他。适逢姚从吾走过,殷海光指着李敖对姚从吾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说:“你们两个都是奇才!”殷海光与李敖谈得高兴,便约李敖到他家去谈谈。李敖把给胡适信的副本给他,并说定第二天去看他。于是有了后来李敖的这段记录: 近五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他,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感动。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要到我碧潭山居来看我,我同意了。不久他到碧潭来,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穷得买不起咖啡壶,只能提供烧开水的铝壶做工具,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我很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们大谈了一下午,然后到吊桥旁的小店吃鱼。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车”(warm up)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① 在这次谈话中,李敖谈了自己的两点意见:第一,雷震搞新党导致了《自由中国》的完结,故新党运动对传播新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此之外,对乡土台湾、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殷海光望着这位谈锋犀利、睿智频出的后生,深以为然。这位一向与人交谈需要“暖车”的怪杰,与李敖亦能“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自此两人的交往日渐增多。 在李敖的认识里,国民党逃台后,在检讨失败的原因方面,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进步的反省才行。而后者呼吁最多者,即殷海光。在过去,殷海光的评论多发于《自由中国》,但1959年雷震案后,他失去地盘,渐形索寞。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李敖与胡秋原由论辩到人身攻击,胡秋原误认为是殷海光在背后策动,以致后来对殷氏的思想、学术及人格不停地施以攻击,单是他个人发表的丑化殷海光的文章就达25万字之多。殷海光在一篇回忆《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中说:“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国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俨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按: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①胡秋原因文化论战被打得灰头土脑,对殷海光自然不肯放手,他联合国民党特务政工力量,对殷氏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大搞整垮文星、斗垮殷海光的作业。台大校长钱思亮也就朝着这一方向对殷海光进行迫害,最后致使殷海光被解除台大教职,并取消了他赖以生存的科研补助。 胡秋原在殷海光备受折磨及迫害的时候,对他如此打击,原因何在?许多人难以理解。原《自由中国》编委夏道平教授曾披露过一件事情,对胡氏此行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胡秋原曾将自己的新著托诗人周弃子赠送殷海光,殷海光素厌胡之为人,当着周弃子的面将胡秋原的赠书丢到纸篓里去了。殷氏的这一做法,使周弃子很感意外。事后,可能是周弃子将殷海光丢书的情况告诉了胡秋原,致使胡氏对殷海光结怨。 如果说胡秋原攻击殷海光其中带有个人恩怨因素的话,那么,另一位学者徐高阮对殷氏的攻击则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官方的操纵。从他披露李敖致胡适的信(其中有不利于殷海光的文字),到在胡秋原的《中华》杂志、徐复观的《民主评论》杂志连篇累牍地狠批殷海光,拿殷氏学术研究中的翻译问题上纲上线,大做文章,并打着用笔保卫“国家”、学问及个人尊严与权利的旗号,要求“内政部”、“教育部”对殷氏展开调查,给予必要的处置,其险恶用心可谓不言自彰。李敖在回忆录中曾经说: 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他死之日,吊丧行里居然出现了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他的背景,原来这般!——徐高阮在职务上只不过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在这种冷衙门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后,居然冒出成群的大特务为他吊丧,双方关系的不简单,由此可证!① 从1960年《自由中国》垮台到1969年去世,这九年间,殷海光“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他的内心世界是寂寞而荒凉的,周围已无人能与他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只能在与海外门生的书信中苦诉衷肠。1966年12月1日,他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②这种寂寞当然与殷氏的性格有关,但他在精神的窘境中赶上李敖的文星时代,则是一大幸运。由于李敖的帮助,他虽在迫害、衰病之中,却在出书、生活、医疗和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支援和安慰。在这期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费正清到台湾,他邀请李敖陪他专门去看望,并与殷海光在一起吃饭。此后,李敖对这位反专制的斗士更加关心。在1964年至1966年间,殷海光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思想与方法》、《到奴役之路》、《海耶克和他的思想》、《中国文化的展望》),都是李敖主持。李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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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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