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时人们似乎并不热心于做诗人，即使是诗人也有某种政治家的气质，政治抒情诗因此而成为主要的诗歌类型(另一重要类型是政治讽刺诗，“广场诗歌”中就有王国乡的《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江文的《新乐府四首》均收入《右派言论汇集》。等代表作)：这倒是和那个时代诗坛的总体气氛相一致的，只是政治倾向有所不同。
吸引《广场》里的大多数人的，是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广场》的发起人坦然宣称，他们所要推动的，不只是“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还有“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北大民主运动纪事》，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21。。在私下的谈话中就说得更加明确：“要把《广场》办得像《星火报》一样。”这是直接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得到的启示：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联共党史》是大学的必修课，因此，每一个大学生都知道，《星火报》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的机关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广场》的年轻人所看重的，正是列宁所说的报刊的“组织者”的功能。
于是，就有了后来批判者所说的“《广场》纲领”(实际上是《广场》的编委叶于胜提出的“对实际活动的建议”)：把“促进法制的建设与改造，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作为《广场》的总目标，具体的步骤是：“充分揭发三害事实”，并“逐步把中心转移到探讨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确认识问题不单是作风，而是牵涉到国家制度”。同时提出的是“舆论自由”、“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以及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和“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前述《广场》的自我定位：“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同人刊物”，“面向全国”即体现了这一追求。据批判者调查，《广场》通过各种方式取得联系的大学即有：“(北京的)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石油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矿业学院、林业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工业学院，以及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更远及上海、湖南、开封、太原、青岛、内蒙、新疆等地。”余光清：《〈广场〉反动小集团在校外的阴谋活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这当然为当时所不能容忍，也不被一般民众所理解。因此，当6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反击右派的号令的第二天)《广场》送到北京印刷一厂时，工人即认为“里面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拒绝排印，并当面质问前来校稿的张元勋等人。参看署名“北京市印刷一厂全体职工”与“丁虹远”等青年工人的《第一印刷厂工人给北大同学的信》（两封），载《浪淘沙》第3期。——《广场》的组织者之一的陈奉孝在四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则坚持“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05。。
在正式铅印受阻以后，就决定自己动手油印，以《北大民主墙选辑》为名，印了500份，散发一空，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
但《广场》的成员却在有组织、有领导的“反右运动”中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严酷的审问与群众性的批判，7月19日、20日(正是“五·一九”民主运动发动两个月以后)连续两天，全校师生员工与部分外校师生一万一千余人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揭露、批判《广场》反动小集团大会”，会上宣布：“《广场》的反动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刊物本身的范围”，“《广场》编辑部是一个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和一套完整的纲领的彻头彻尾的反动集团。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分子的一个大本营，成了我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司令部，成了社会上右派集团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纵队，还力图使自己成为首都乃至其他地方一些高等学校学生右派分子的总指挥部”。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