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几次三番地催促袁世凯让清廷向朝鲜派兵呢？其阴险用心很快就显露出来。
1890年，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城乡不断出现“米粮暴动”。政府为摆脱困境，努力向外转嫁国内矛盾。时任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公然宣称，朝鲜和中国东北都是与日本“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公
然叫嚣日本必须对这些地区进行“保护”，不断煽动侵略战争。
1894年初,日本国内正在闹经济危机，国内政治动荡。3月1日第五届议会解散之后，各政党、政客均忙于竞眩春夏之交朝鲜东学党起义之际，日本国内的政治斗争已经到达白热化程度。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反对党在议会中对政府提出强烈批评，要求内阁总辞职。内阁官员认为朝鲜内乱是其发动侵略战争、向外转嫁国内危机的良机。
4月上旬，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就派人到釜山收集有关起义的情报。5月，他又指使玄洋社头目平冈浩太郎组织“天佑使”先遣队，到朝鲜去充当“放火者”，扩大事态，为日本出兵朝鲜制造机会。
外相陆奥宗光也密令驻朝鲜代理公使密切关注东学党、朝鲜政府和清朝驻朝使节各自及相互间的动态。
“当东学党的势力日益强大、朝鲜官军到处溃败、乱民终于攻陷全罗道首府等消息传到我国时，全国报纸争相登载，舆论骚然。有人认为朝鲜政府的力量决不能弭平此乱，我国应以邻邦之谊派兵平乱；有人认为东学党要将呻吟在朝鲜政府暴政下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是真正的改革党，应该加以援助，使其达到改革弊政的目的。特别是平素反对政府的政党政客，乘此机会，认为有利于发动政治攻势，使当局发生困难，便不断鼓动舆论，极力扩大战争气氛。”(反对党上台，仍可能出兵朝鲜。)
“据杉村五月间的迭次报告：‘东学党之乱，为朝鲜近来稀有的事件，但还不能认为这些乱民具有足以颠覆现政府的力量；根据乱民前进方向看，将来为了保护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或需我国派遣若干军队前来亦难预料，不过目前不仅汉城，即釜山、仁川等地亦尚无此种忧虑。’因此，我国政府认为此时商议出兵，未免稍嫌过早。但对于经常紊乱的朝鲜内政，以及动辄逸出常规的中国外交，则不能不预筹对策。我便命令杉村密切注意东学党的动向，并注意观察朝鲜政府对东学党采取何种措施，以及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
5月28日，日本方面得到密报称，清廷准备从直隶省选派3000精兵前往朝鲜。30日，日本参谋本部认为：朝鲜必将向清政府求援，而清政府也必将答应出兵。到那时，日本就可以向朝鲜派兵。31日，陆奥与回到日本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密谈，商讨出兵朝鲜的一些细节问题。
6月1日，日本众议院在第六届议会上通过了谴责内阁的提案，谴责抨击政府在外交上软弱，并向天皇呈交了奏文。在正常情况下，内阁必须引咎辞职。这时，政府当局决定采取非常强硬的手段——奏请天皇下诏，解散议会。
第二天，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将其翻译官从袁世凯那里探知的消息电告陆奥，称朝鲜政府已经向中国请求援兵，但清廷尚未批准。日本政府估计清廷一定会同意派兵，并指使大鸟提交出兵朝鲜的正式报告。
当晚，日本政府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官邸召开紧急内阁会议。陆奥宗光首先阐述自己的主张：“如果中国政府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全都表示赞成。
伊藤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都对内阁派兵朝鲜的决议极力赞同。最终形成如下阁议决定：
“朝鲜国内乱民起事，据驻京城公使馆来电称：官兵屡败，乱民势甚猖獗，难保不侵入京城及其他日本人居住地。为保护公使馆及日本国民，殊有派兵之必要。
根据《日清天津条约》第三款，当朝鲜国发生变乱或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派兵时应互相照会的规定，故于出兵之时，将来或与清国照会往返，出现如何情况在所难料，但当前事变紧急，以我国兵力保护我国国民刻不容缓。为此，不待与清国联合派兵，而按条约行文照会，立即出兵为宜。
据驻京公使馆杉村书记官来电，朝鲜政府已向清国求援云云。目前尚未得知清国对此是否允诺，但将来清国亦派遣其兵员，两国军队或采取联合行动，或因朝鲜之请求，临机应变。必须进行防护，殊难逆料。对此，均须预为谋划。
现今无须等待详报，首先以保护公使馆及国民为重，应不误时机，迅速准备兵力。”
伊藤博文随即带着此项秘密决议和解散议会的内阁决议进宫，奏请天皇裁夺施行。天皇随即谕令：
“对陆、海相、参谋总长及海军军令部长赐予以下敕语：今朝鲜内乱蜂起，其势猖獗，为保护侨居该国的我国国民，决定派遣军队，卿等悉心协商，妥善处理。此谕。”
当晚，日本外交方面和军方就开始紧急进行战争的秘密部署：
1．陆奥命令回日本休假的驻朝特命全权大使大鸟做好随时返任的准备；同时与海军大臣密议决定：让大鸟立即搭乘“八重山”号军舰回朝鲜，并带若干海军陆战队员随行；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一律听从大鸟指挥。
2．由参谋本部密令第五师团长，由该师团中抽调七八千人的兵力组成一个混成旅，作好紧急出兵准备，待命开赴朝鲜；
3．着手设置大本营。
4．密令各轮船公司等征集船只和军需品。(余：与清方日后的优柔寡断、不知所措形成对比。)
日方的部署相当保密，不仅中国驻朝公使汪凤藻不得而知，出现严重误判——他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说，日本议会正在争执不休，绝无对外生事的可能性(关键问题上的严重误判！)，就是日本国内的议员也大多一无所知。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此项计划因属外交和军事机密，社会人士自然无从臆测。反对派不知政府的计划已经到如此程度，因而不断在其机关报上，或派人到处游说，鼓吹向朝鲜出兵为当前的急务，并猛烈攻击政府的因循误事，以暗泄解散议会的余愤。”(清廷似乎无法部署实施此类秘密行动。)
6月3日，日本驻朝公使代理杉村和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分别把从袁世凯和李鸿章那里获悉的朝鲜请清派兵的情报告知国内。日本内阁立即研制、审议并正式通过了针对中国的军事和外交方针：
“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但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中日两国的势力均衡；其次，我国尽可能的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且每当发生此种重大事件，根据外交惯例，在第三者的欧美各国之中必然会有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所以在中日两国交战中，我国始终努力贯彻这一方针。”
与此同时，6月4日、5日，从朝鲜和中国发往日本的谍报“一日数至”。
５日，日本议会通过了关于日本出兵朝鲜致中国的照会。日本陆战队400多人组成先锋队，立即以护卫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为名，乘“八重山”向朝鲜出发。大鸟自东京出发时，陆奥授予其机密训令数件，其中有“若时局急促，无请本国政府训令之余暇时，该公使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时处分”——即授予大鸟发动战争的权力。
同日，日本在参谋本部成立了战时大本营，由栖川宫炽仁亲王为总参谋长。并“动员第五师团之一部编成一个混成旅团，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为旅团长，派往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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