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侯立朝从海外返台，又出版了《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一书，在该书中，侯氏武断地把李敖同国民党最憎恨的自由主义文人殷海光拉上了关系。他说： ……我们有根据地这样说，殷海光是“文星集团”的大法师。 在这位“法师”面前，排列着５个咬牙切齿的金刚： 绰号“人权牧师”的李声庭； 绰号“恶法克星”的陆啸钊； 绰号“西化大少”的居浩然； 绰号“西化义士”的韦政通； 绰号“小疯狗”的李敖。 为了说明李敖与殷海光的主从关系，该书辟出３４页的篇幅列出一幅“殷海光与李敖的写作基线对照表”。侯氏指出，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的“立意和思想是在殷海光的意像圈之中”，《播种者胡适》的立意“也有殷海光的意像光圈”，《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则“根本不是李敖的创作”，大多是殷海光观点的重复。“打个比方：殷海光如果是个‘老八路’，李敖不过是个‘红领巾’的小鬼。”① 更为荒唐的是，侯立朝还在书中想当然地列出了文星集团政治造反、文化卖国、运作方式解析等图表，通过图表来说明一个离奇的结论：“文星集团”在政治上要造反，文化上卖国。政治上造反是要推翻政体，推翻法律，推翻教育，推翻社会。达成的目的是：两个中国，台湾独立，投靠中共。其中，侯立朝在第三个图表“文星集团政治文化运作整合系统图”中，把李敖列为这个反动组织先锋队的一号人物，并列出了李敖背后的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补给处、参谋团、资料处、理论研究处等机构，指出，“文星书店是毒气运作的总司令部和总根据地，犹之乎‘毛酋’的井冈山”。萧孟能和用黄梅调把台北弄成“狂人城”的李翰祥都应送到××岛，××町①去。历史已证明，侯立朝的上述演绎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无稽之谈。 侯氏为什么会对文星如此野蛮地大打出手，据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５日林正杰在《前进》上透露，侯立朝曾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 显而易见，上述一切征象，都有国民党当局在背后的策划和组织。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１日《征信新闻报》刊登徐复观的长文，其中在“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小标题下，历数李敖“罪状”，并杠上开花，说他“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台湾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举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这篇长文真正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四年的文星风云，从此开始降下帷幕。 《文星》的被封杀，在李敖眼中，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象征意义。回首过去，他忘不了那段与同仁们并肩作战牧野鹰扬的日子，《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它是那样远在天边地震撼了冰河期，近在眼前地影响了新生代，这个大成绩是任何人也难以抹灭的。面对《文星》的暴毙，他仿佛看到了两千年前被送上十字架的耶稣。在耶稣周围的胜利者们的狞笑，并不证明他们手中的法律就是对的，并不证明十字架上的人错了。扪心自问，《文星》为天启民智鼓动风潮，求仁得仁，历史自有公论。 他坚信：《文星》是一个烈士，烈士死不瞑目，在正义与公道没有盖棺前，不论如何掩埋在秋坟鬼唱之中，烈士永不瞑目！ 他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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