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绣帘高高卷起，倾国倾城的美人露出她的容颜。华灯之下，潋滟的西湖碧波从她的眼睛里向外溢出，皓齿微露，一曲清歌从她的唇间飞出。
然而，这是一曲悲伤哀愁的歌，那美丽的蛾眉随着歌声而频频蹙起。
悲凉凄怨的歌声幽然飘来，节拍中规中矩，没有丝毫破绽。可是我的心，早已失去正常的节律，肝肠也寸寸断裂。清歌唱罢，余音还在绕梁回响，就像一串珠儿抛洒在空中灿灿发光，可是美人的泪水，也如一串珠儿，在簌簌流淌……
这不是公元二十世纪某一时期曾经风行的故意煽情、以赚取观众廉价泪水为目的的所谓表演，而是九百多年前歌台舞榭的一个真实场景。记录这种场景的，就是苏轼词作《菩萨蛮·歌妓》：
绣帘高卷倾城出，灯前潋滟横波溢。
皓齿发清歌，春愁入翠蛾。
凄音休怨乱，我已先肠断。
遗响下清虚，累累一串珠。
在苏轼现存作品中，涉及“妓”字多达二十余次。他的小词，既有《歌妓》，也有《舞妓》、“官妓”、“杭妓”，甚至还有一首专写《妓馆》，但以这首《歌妓》写得最动情、最感人。
这里有个迥然相异的对比，就是与苏轼同属于欧阳修学生、同样卓有才华的王安石，诗文之中没有只字沾染“妓”字。王安石为人正直，不近女色，确实值得赞许，但他在当上宰相、总揽朝政、深受神宗信任时，并没有任何政令废除官妓制度、改变官妓来源。也许，要求心里装满改革大计的王安石替官妓说话是一种苛求，但是，上面提到的杭州前任太守祖无择和薛希焘有染之案，主要原因是祖无择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后者授意其爪牙王子韶告密，另一位理学家张载充任本案主审，最后没有抓到祖无择什么把柄，却将薛希焘抓进监狱，惨打致死，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这位所谓“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眼里，普通民女的性命尚且一文不值 ，一介官妓的命运何从谈起？而同样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他对女性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他喜欢与女性接触，从而得以了解社会各个层面女性的生活情形。除了我们这里集中展现的歌舞佳人外，苏轼还在他的诗篇里，详细描绘过吴中田妇因交不足青苗钱而被迫跳河自尽的情景（《吴中田妇叹》），还用“姑不恶、妾命薄”等诗语，对那个时代受尽姑婆虐待的女性寄予深深的同情（《姑恶》）。他既乐意给一个充满童真的女孩题诗裙带，也非常喜欢与质朴无华的农村老媪在一起谈笑风生……苏轼在他的诗词中数十次自叹“多情”，其“情”之“多”，就多在对女性的关爱与怜悯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对待处于社会底层、属于社会极弱势力的女性，是看待一个人有无人道、人性善恶的试金石。喜欢与女性接触，欣赏并关爱她们，同情与怜悯她们，认真感受她们的生活，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她们，进而与她们同欢乐、共悲泣，这就是生活中真实的苏轼。也许正因这种性情，让他无缘政坛的巅峰，但这种性情让他活得十分充实，日子过得丰富多彩，和那些政治高调直上云霄、情感生活苍白如缟的人相比，他的一生等于许多人的好几个来生，这就是苏轼“多情”与“风流”的价值所在。
如前所述，宋代中期的官妓大都来自被抄家、编管的罪人眷属之中，她们或出身于达官贵人之家，或脱落于破了产的豪商巨贾庭院内，最普通的也是自小被家里卖到青楼妓院，因色艺俱佳而被官府收购。她们被统一编入“妓籍”—— 地位远比乞丐还要低下的特殊序列，是供人玩弄的色奴隶和###隶，不到人老珠黄时决不会被“脱籍”。最令人伤悲的是，官员和平民百姓若是死去父母，都可以守丧举哀，可这些官妓却不能，她们身上穿着孝服，还要给官人陪酒、唱歌、强颜欢笑。因此，这些官妓表面上风光，内心确极为痛苦，苏轼这首描写歌妓生活的《菩萨蛮》词，便是她们悲苦生涯最形象的写照。
这首词究竟是写给哪一位官妓的，已经无从查考，但从相关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她十有八九是太守陈襄最喜欢的官妓周韶。苏轼在同时期写过一首《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诗，当中的“凄风瑟缩经絃柱，香雾凄迷着髻鬟”，与这首词意境就极相似。周韶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早在八年前，另一位大书法家蔡襄做杭州太守时，周韶就曾与蔡太守一财“斗茶”—— 比赛茶艺，让那位自幼生长在茶乡福建、曾因向朝廷进奉“小龙团”茶而闻名于世的蔡太守败下阵来。看到自己的同伴薛希焘因被太守关爱，便被朝廷无端折磨致死，周韶深知受到太守垂青，恰恰是件最麻烦的事，因此她才要想方设法脱离妓籍，才在大庭广众之下清歌凄怨、发出让人肠断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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