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政府为疏销积引，推行纲法，规定将盐场商人所持旧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听商人据纲册为窝本。每年派行新引时，都以纲册所载各商持引原数为依据，其他盐场的做法大体与此类似。当时徽商在纲册上已占优势，他们很自然地将把持两淮盐利的优势固定下来了。
到了清代前期，在两淮和浙江，西北商贾的势力已完全无法与徽商相提并论。雍乾嘉年间领衔捐输的两淮盐务总商，清一色的都是徽商，徽商的强劲势力，于此已是看得非常清楚了。直到道光十年（1830）改行票法之前的200余年中，那是徽州盐商的极盛时代。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有这样两个数字，可以注释富可敌国这四个字：
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
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和东南亚各国。
在扬州的徽盐商中，继黄、汪、吴数姓而兴者，又有江、程、徐、郑、曹、宋、鲍、叶诸族。
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给运商，他们利用压价收盐等手段盘肃灶户。有的场商还招募盐丁，自行产盐，牟取厚利。运商则专事办引销盐，他们以极低的场价购买食盐，运至销盐口岸高价发卖，获利最大。
当时盐商中还有总商与散商之别。总商是由官府指派的盐商首领，一般由资重引多，办事干练者充任。每年征课办引时，都以散商分隶于各总商的名下，由总商督征盐课，查禁私盐。朝廷有关盐政大计也每与总商协商，总商的这种半官半商身份，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牟利机会。他们或夹带私盐牟取暴利，或放贷资本盘剥散商，或以聚资捐输为名中饱私囊。
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徽人占居其四。乾隆时，徽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江春为两淮总商前后达40余年，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
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白塔，相传为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
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300万两。
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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