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入海里的瓶子
（1793年10月3日－4日）
在10月3日这一阴沉的日子里，画家威廉·亚历山大奇怪地写道：“倘有一线希望对公司提出的要求予以满足”。这又一次反映出使团中情报落后于时间。
马戛尔尼现在该着手草拟曾向和珅宣布过的照会。他把尚存的精力都花在写这份文件上面了。第二天，10月4日，李神父和小斯当东两人忙了一天，一个翻译，另一个抄写。
“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
“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
1．英国商人在舟山或宁波港，以及在天津，像在广州一样经商；他们必须服从中国的法律和习俗，并安分守规矩；
2．英国商人有权按俄国人从前在中国通商之例在北京设立一所货栈，以便出售商品；
3．英国商人可以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以保存他们未能卖掉的商品；在那里他们将尽可能与中国人分开以避免任何争端或纠纷；英国人不要求设立任何像澳门那样的防御工事，也不要求派驻军队，而只是一块对他们自身及其财产安全可靠的地方；
4．同样，他们希望在广州附近获准拥有一块同样性质、用于同一目的的地方；或至少被允许在需要时可常年住在广州；另外，在广州和澳门居住期间，他们应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进行锻炼的自由——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
5．对航行在广州和澳门之间或在珠江上航行的英国商人不必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至少不要比1782年前征收的税更高；
6.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除非皇帝签署的文件有所规定，这时应给英国商人副本，让他们明确知道他们必须支付什么税项，以避免向他们征收得过多。
本使节希望得到和珅阁老对此作的书面答复，以使英国国王满意。
1793年10月3日”
这正是敦达斯的指示：“除非遭到全面拒绝，要得到一份书面答复。”马戛尔尼并不明白他刚收到的敕书的真正意义。令人奇怪的是：天子对这位理性主义者的散文看得十分透彻；而这位理性主义者却不能穿透中国修辞的帷幕。是出于疲劳的缘故呢，还是由于傲慢引起的怀疑？
对新的观念感到害怕
这些要求同在北京设立常驻使团的要求一样“荒谬”吗？否：马戛尔尼巧妙地在文中塞进了几个先例。英国人确实曾在宁波和舟山经过商，俄国人则到北京经过商。但后者很久以来就被赶到恰克图，“就像你们的人被赶至广州一样”。
现在该是总结的时候了。勋爵自忖：一切都在促使他动身，而他却为什么要留下呢？然而，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失望！但想到是在自己那么重视的事业中栽了跟斗，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这种自慰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从那些一点儿新鲜事物都为之胆战心惊、从那些生活在乾隆末年为保自己的前途而玩弄阴谋的大臣们那里能期望什么呢？因为马戛尔尼认为：“我遇到的大多数中国人坦率、真诚，并随时准备帮助我。下层阶级渴望的只是发展贸易，并会以赞许的目光来看英国商人的到来。”
再说，这些被人称为不可变更的惯例真的不可变更吗？它们反映的不只是偏见的量吗？永恒不变的叩头这惯例不是为了他，而且也是被他打破了吗？马戛尔尼不得不承认乾隆朝廷的墨守成规；他并不相信中国的僵滞不变。10月3日晚，他收到了病倒在床上的钱德明老神父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使他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当中国政府不再对一种新的观念感到害怕时，它是会认真加以考虑的。”在此之前，那位耶稣会士坚决劝他动身。
既然是必须，马戛尔尼也就决定离开。他让人给和珅送去一封信，信中指出如果“狮子”号尚未启锚的话，他就等对他的要求作出书面答复后，马上重返“狮子”号。他附上一封给伊拉斯马斯·高厄的信，信中请高厄等着他。否则，他必须经由陆路去广州，因为“印度斯坦”号装载不下整个使团。
这正是和珅所期待的。夜间很晚的时候，钦差前来告诉马戛尔尼，他获准可以告辞，他给伊拉斯马斯爵士的信已以最快的速度送往舟山。皇上出于极大的关怀，为了避免使团在寒季旅行，把出发的日子定为10月7日——即3天之后。
保持警惕
自10月4日早上起——甚至马戛尔尼还不知道他是否要动身和什么时候动身——，信使已在策马加鞭把一份圣旨送往直隶、山东、江南和广州的督抚：“英咭利国贡使瞻勤事竣，于九月初三日起程，由内河水路行走，赴广东澳门。”
朝廷尚未收到长麟10月3日的奏折，里面说英国船仍在定海，并还要在那里停上好几天。他只在10月1日收到一条消息，和珅将它告诉了马戛尔尼：“狮子”号即将出发。看来皇帝预见到要通过内河去广州。只要蛮夷尽快到达澳门！他们以什么方式动身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只要讨厌的使团不惹出乱子就启程就行。长麟从浙江调任两广总督，他将使用一切手段注意使团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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