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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考 》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
“神话君主”(9)
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当时他的对象（他所创造的社会的现存世界）对他构成的阻力大到足以迫使他去克服这种障碍，去怀疑和反思他自己的方法以便产生适当的解决办法，产生他的手段，尤其是为了在“理论”中生产；“理论”是它自身的基础（现存社会形态的理论），是对应于它的发展新阶段的内容的新认识。［26１］
显然，这种革命者恰恰仍然是实践的关键，因此，阿尔都塞赞赏毛泽东没有混淆“经典历史学家分析过去的（错误的）理论实践，和革命领袖反思现在、反思成就之必然性的实践”［26２］。对那种“必然性”的一种认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像毛泽东那样的人是如何成为伟大的革命家的？因为毛泽东大胆地否定那些既定的知识的实在性；并不惜“冒风险”把他的命题交给真正的理论实践去检验，来寻求“正确的”认识。［26３］但是，毛泽东自己是否实际上意识到了这样一种冒险活动呢？不管他的成就在某些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多么的重要，他本来也许不该进行这种存在主义的赌博？
把欧洲马克思主义称为一种基督教的异端，也许是不准确的，甚至表现出某种反对态度，但它的确含有一种新的神学内容，对那些具有天主教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来说尤其是如此。譬如，对于切?格瓦拉来说，革命就像是一剂道德的解药，可以解决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同社会的脱节等问题。因此，他在《古巴人与社会主义的评论》一书中［26４］，极富诗意地描绘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同群众的水乳交融关系，赞美人民大众的共鸣“像两个声部的一曲和弦”。那些没有实际革命经验的人不会懂得“这种个人与大众之间紧密的、辩证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作为个人集合体的大众同他们的领袖有着紧密的联系”［26５］。格瓦拉对这种集体交流的浪漫主义崇拜不只是一种国家宗教的雅各宾形式。按照他的观点，领袖同其追随者们之间的这种“共鸣”，实际上将使古巴人能够在缺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情况下去建设共产主义。因此，像毛泽东一样，格瓦拉反对列宁主义的这样一种主张，即把人变成国家的雇员，获得使用操作工具的习惯，从而废除民主，实现自由。为了发动群众，古巴人要制造一种新的“道德工具”来取代“那些把我们引向资本主义的手段”，从而实现社会主义。［26６］当然，在那些“极为冒险的运动”中，“对道义上的促进因素作出有力的反响”（参看葛兰西）是很容易的。但从长远来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一种更持久和更常规化的前提下发展这种新形式的意识。这只有在如下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把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以此来强调一种新的“价值优势”［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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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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