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谱世系表到生平考证，从往来信件到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和社会生活的隐秘角落，当我决定从内部去重新整理历史学家从前从外部做过的事，我发现了在外部捉摸时最容易忽略的文学意义——他出生并度过人生初年的院子，他做的奇怪的梦，他对政治和女人的认识，他和朋友们的交往。正是这些细节坚定了我把它们搭建成一个大厦的构想。这个十六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仕途不如意的官员、二流诗人、道德典范和坚定的行动主义者，他其实和我们一样，渴望友谊，希望不朽，爱吃祖母做的甜食，也同我们一样，梦想，思考，用没有恶意的嘲讽语气与朋友说话，衰老，并死亡。
这使我慢慢体会到，历史小说——如果有这样一种文学样式的话——并不只是小说家用他那个时代的方法去诠释过去年代的人和事，它更重要的责任，乃在于把握、甚至创造一个内部的世界。
在我的创作履历中，这种重述历史的热情其实从改写“雪夜访戴”的《一个雪夜的遭遇》和关于徐渭传奇一生的《明朝故事》就开始了，只是那时的方式是解构，现在是从内部去整理，去重建。无疑，解构是容易的，重建更见难度。
于是我像尤瑟纳尔所说的那样，一只脚踏进旁征博引中，一只脚踏进了“妖术”之中——这种“妖术”就在于设想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渗进了十六世纪这个伟大的哲学家的内心深处。这一工作缓慢而扎实推进的几个月中，我给自己规定的一项功课，是到了夜晚最安静的时分让自己假想置身于那个时代，并写下一些幻想性的片断：一些词语，一些细微的动作，一些性的遐想和到过的场景的描述。这些片断大多丢弃了，也有一些像织物一样织进了文本。这个作品因此有了我期许中的某种黑夜的气质。
就像凭着墙上有限的几个点可以挂起一幅挂毯一样，在主人公并不太长的一生中，我也选取了几个点让他叙说往事,结构起他一生的编年史。在这个故事中，这些时间的点分别是：正德四年（1509），嘉靖元年（1522），嘉靖五年（1526），嘉靖七年（1528）。一方面我要小心谨慎，尊重事实，另一方面，我要让我的主人公在我安排的范式中说话。我让他絮絮不休地说话，说他的父亲，说他的妻子与儿子，说他的军功与学术，说他的忧郁，说他自以为是的意志力的胜利，或许历史上的王阳明并不是这般饶舌，但这个故事安排的“秩序”要求他这么做。
正如史实已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人公出生并成长于江南的一个小城，除了年少时的求学和初涉官场的最初几年是在北方，他一生中大部分的年头都是在潮湿、闷热的中国南方度过：南京、绍兴，江西省的南昌、赣州、吉安，乃至更远的贵州省和广西剩当我写下第一个句子：“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它的不疾不徐的流动，让我相信我为这个故事找到了一种南方植物般葳蕤的语言，它们蓬勃、恣肆、潮湿，随着一个人生命的河道蔓延。
取名为《岩中花树》，是出自《传习录》中记载的一则有名公案：王阳明与友人游南镇，一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如此答道：“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自一年中最盛大的季节夏天起笔写这个故事，到完稿，天道已近立秋。短短的几个月间，季候的渐变竟也暗合了主人公从绚烂归于死寂的生命轨迹。2006年初春，一个大雪天，我在温州收到了北京一家刊物将在长篇增刊里发表这部文稿的消息。但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那家刊物最终还是放弃了。让我高兴的是稿子给《山花》杂志后不久，何锐先生就作出了发表它的决定。自1997年何锐先生在他主持的《山花》杂志刊登我的短篇小说《站在屋顶上吹风》和迄今惟一一组公开发表的诗《习作：近景与远景》，已快十年过去了。十年，对一个作家写成他一直想写的作品来说，说长，也不长。值此书稿付梓，特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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