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美丽回忆起她当年在香港时而要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时而要证明自己是美国人的事，十分坦然。因为她无党无派，无宗无教。她这样做并没有损害任何国家和集团利益，也无损于他人。是她作人的行为准则。她是个犹太人，可是她并不信奉犹太教。她是个美国人，但她有着德国人血统，而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英国人; 她是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无论在富豪显贵还是在挑夫走卒之中，她都有好朋友，她跟所有的人平起平坐; 她是个白人，可是跟黑人、中国人、马来人都相处得亲密无间，在非洲刚果，她救活并收养了个土著孤儿，若不是走得仓促，还差点把他带回了美国。在战时香港，中国人阿金感于她对他妻女生病时慷慨相助，不要佣金地帮着她共渡时艰; 她是个女人，但当人们说她的所作所为堪称女权主义先锋，她断然否认道：“我希望女权主义分子大吉利是，但我从来不是女权主义分子。” 一句话，她反对将自己与任何导致人类对立的派别体系牵扯到一起，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她为人处事不会遵守任何有偏激倾向的既定游戏规则，哪怕它们被当政者或强权组识规定为道德标准。她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坚持的惟一道德准则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幸福。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她永远站在弱者一方，从不拒绝向弱者伸出援助之手。 我注意到中国有关她的文章里，曾提到她在中国抗战年代困居上海，和邵洵美办抗日刊物、甚至帮助译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冒着生命危险将之广为散发的事，但没人提到过她也跟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来往，其中有人还成了她的朋友，她甚至救了一个日本记者朋友的命。可是，坦白地说，就是在看到这个故事时，我决定了要写她。 我跟松本新北的友谊完全是另一回事。它起于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有一天，我在洵美家，有几位我不太认识的年青记者正在那里开会。我和洵美一向支持上海中国人的地下抗日活动。他们时常搞暗杀，但其中很少人志愿去过更危险的军旅生活。我们听说了无数上海外围游击队活动的故事。夜里，中国人往往以小股形式出没，盘查过路人。要是那人能证明自己忠于中国就让他走，若他是个汉奸就杀了他。 “这不太好。”我说，”他们只是些被战争利用的小人物。” “是的。”洵美说，“我也不赞成这些失控的行为。” 那一晚我们听到那些记者的谈话。他们喝了些黄酒之后决定“惩处”奸人松本。我在那里一直听完他们制定了一个相当疯狂的计划，然后才回家，我给松本新北打电话。 “你还住在江湾一带吗？”我问他。 “是的。不过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多美的办公室。” “是这样的，我不该这么做，但我不赞成暗杀……也许并没什么事，不过我要是你，就不会天黑以后独自回家。” “我明白了。”新北说，”不过我想那是自然会发生的事。尽管我住在中国十二年了，尽管我不是他们的敌人。谢谢你，米奇。” 是的，虽然现在我开始痛恨日本人，但我一向坚决反对基于种族因素的复仇行为。我继续与松本交往。在上海被围攻的日子里，我和他有过多次谈话。我常反对他的意见，甚至就在那晚之前还是这样。 当南京的新闻传到上海，我实在不愿跟他争论。这不是因为我忘了松本是个日本人，要跟他小心周旋。我倒宁肯他是个日本人，在我对所有的日本人关上大门之前，他是我要了解他们所思所想的最后机会。我不喜欢绝交，我仍然希望能找到摆脱这场漫长战争的途径。可在南京陷落之后的那天晚上，我绝了望。那晚，我想松本也许是城中惟一一个不会对我说谎的日本人了。 我问他：“那都是真的吗？新闻报道里那些军人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真的吗？” 松本慢慢地点点头：“都是真的。”他说。 “但是为什么？你的国家怎么会那么干？我认识的那些日本人不会像那样吧？你的国家是怎么了，新北？” “他们是军人。”松本说，”你不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你不认识那些可怜的农民，多年军旅生活使他们兽性大发。他们被许可那么干。比这更坏，他们被鼓励那么干。这是他们攻下了一个城市的奖赏。每当攻下一城，军官让他们放假三天，为所欲为。他们一向都是这么干的……只因南京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这一次的事才传到了你们美国人耳中。其实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 松本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着步。他很激动：“这是全世界的羞耻。”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当我年青时，为了避免服兵役，我让自己生病。让自己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这样就可以病得服不了役。我成功了。他们让我进了第七纵队。但现在反战主义者没了退路。我不能单枪匹马跟一个国家对抗。南京是个既成事实，它是我们在此地、在中国的劫数。至少好几年里会是这样了。我们将会强大，中国和其它国家将恨我们。但我们将强大。这是确定无疑的。” “而你为此自豪。”我尖刻地说，“你自豪，我看得出来。” “有可能。”松本说，“我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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