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
一阵愈来愈微的楼梯声--停一下--又一阵愈来愈响的楼梯声，梅蝴蝶一样地又飞回到我面前了。一手握着一团新棉花，一手是些枯了的叶子。我问，她斜睨了我一眼，说：你不得过问。我只好看着，看着她把棉花舒舒坦坦地铺在匣子里，周围撒上剪碎的叶末。然后把六条懒懒的老蚕--这时我已丢掉了囝囝、甚至孩子的感觉，而且没有资格那样称呼它们了，因为它们比我还老呢--轻轻地安置在棉花上。它们也就像住医院三等病房大屋子里的病人一样，不作声地躺下去了。梅伤感地搓搓手，屈下身子向它们说：安心做梦吧！你们唯一心爱的东西，我都堆在你们身边了。愿这气息洗去荒年的印象，使你们的梦境丰满。放心，我们要好好待你们的子孙，把你们一代一代都埋在一块儿。
然而身子弯成齿形的镰刀似的老蚕们却毫无动静，只酣酣地睡去了。
夜，由山边，由江上波涛似的袭来了。
我俩如黑袍长髯的神父似的围立在它们的死床畔，守着这六条无可责难的生命，直到夜色顺便带进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时，梅就被叫回家吃饭去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
道 旁
在一条漫长的路上，我的影子愈显得孤单了。
这里，我挺直了伏案办公的腰节，苏醒了为产煤吨数窒息住的心灵，呼出一口生活的郁气来。虽然稍一回身，矿务局红砖大楼的屋顶就威胁般地遥遥在望，但只要背着它走，而且知道是离它远了，我毕竟就感到逃遁者的松释。记起那屋顶下盖着怎样令人头晕的一叠叠账本，我的脚在这满目黛绿的原野上更极自然地向前迈进了。
由矿务局门口坐上十分钟的公共汽车，便可以到赖飞路的北端。每天吃过晚饭我就锁上房门，兀自走出局里专为单身汉雇员设的宿舍，站在一个钉有红牌的墙角下等候汽车了。
都市像一个疲倦的舞客，在午夜酒意阑珊时，由窗口伸出一只胳膊，想探试一下微凉的太空。这路便是都市的一只胳膊。它由繁华的街市直通到绿色的田野。虽然往来车辆还免不了带些俗尘，它却仍能保持整洁和肃穆。在宽敞平舒的沥青路中心，栽有一列短矮针松；和路一样， 也 那 么 齐 整，那么漫长。耸立在短松丛中的是一列水 门 汀 的 路 灯 杆，每根细长的杆顶各垂着四只白色圆灯，看 去 也 那 么 齐 整，那么漫长。每晚它们都眨着眼，俯视
着我孤单的影子，倾老北京传统的景泰蓝作坊。
听我踟蹰的脚步。
这路衔接着城里最华贵的住宅区，又是全市居民散步的地方。道旁散栽着硕长多言的白杨，地上蔓长着各种无名野草。远远地，东面剪平的一块草坪是洋商自建的跑马场，白栏杆上漆着距离的标志。邻近看台一带的花墙是万寿公墓，里面依次睡着生存疲倦了的陈人：有患肺痨的小学教师，得心脏病的银行行员，或惨遭没顶的轮船二副。嵌在原野西边的是一家毛织厂，摩托转动如大地的心脏，高大的烟囱日夜冒着黑雾。它染暗了晨曦，染暗了晚霞，也染暗了人们的脸。学校的罗马式建筑如一个胖子的肚囊，心满意足的仰卧着。介于这中间的是全市规模最大的一家洗染公司，和教堂峨特式尖尖的钟楼：它的职务是黄昏时分敲出铿铿的晚祷钟声。但毗邻教堂却是一座兵营。于是，好像是要镇吓住和平祈祷者的幻梦，不时又传来雄纠纠的军号声。
赖飞路却永如一条巨蛇，蜿蜒，漫长，平静地趟在中央。
我曾看见过许多种晚霞，渤海的，鼓岭的，但朱红霞晖上面渲染着一层灰色煤烟，又反映出原野黛绿的，却只有这里才见到。我没法形容那颜色的奇妙，因为那是大自然之美与工业文明的混合物。我也说不清那些衣裳的名目：也许是什么教授的衬衫，或是某舞女的睡衣，恐怕还短不了商人的长褂，或小孩的围嘴。但想想看，每一排晾衣架都飘起十几种颜色不同的衣衫，像千军列阵的旌旗，数十排衣架一起分布在绿野上，受着晚风的抚弄，雪白的，粉红的，豆青的，浅紫的，迎风飘动，啪啪作响，谁能捺住那欣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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