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个月后，孙文又丧失了一位盟友郑士良。
惠州起义一役的现场全由郑士良指挥，或许是过于劳累了。到香港打电报虽是短距离，但仍须通过敌方地盘，难免每天紧张异常。郑士良后来撤退至香港，肉体与精神上一定还继续蓄积着压力。
有一天，他和《中国日报》的记者们在琼林酒楼饮酒毕，返回永乐街的中国日报社，同行的记者正在开门之际，他已倒在人力车上。人立刻被送往警局，未发现任何外伤，被鉴定为脑溢血。
但因时局敏感，有传闻说是友人在赠送给郑士良的食品中下了毒。此一友人的姓名是郑梦唐，被以真名刊载出来，一时之间在香港蔚为话题。
《中国日报》是香港知名的革命派报纸，由陈少白担任主笔展开论战，亦称《中国报》。相对于此，保皇派则以《商报》与之抗衡。
在此之前，海外的唐人基于交际考虑，大多数人都同时加入革命派与保皇会两团体。例如在夏威夷的孙文之兄孙眉，便是保皇会的干部。
但以一九○○年为界，之后不准脚踩两条船的气氛便越来越浓。
在郑士良死后的翌月（一九○一年九月），义和团事件以签订《辛丑和约》作为善后。
连同死刑在内受处分者达一百数十名，赔偿金则高达四亿五千万两。大清国的岁入当时尚不满一亿两，不可能一次支付如此巨额的赔偿金，因此商定以三十九年的年赋抵算，外加百分之四的年利息。依专家的计算，这四亿五千万两加计利息，实际上已超过九亿八千两。
即使大清国覆亡，中华民国仍须承当此一债务。因有关税做担保，赔偿金的支付确实无误。直到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中国仍在继续付款，最后总算付清了。
依该和约所载，清朝须进行改革。改革岂不就是变法吗？
在不久前才处死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等六人，如今清朝当局却又急转直下要进行变法。
若认为这样就该赦免康有为，那可就想错了。康有为仍旧被称为“康逆”，即是逆贼康有为之意。
——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此话出自由西安发出的《变法诏书》。
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是“乱法”，并非是真正的变法，这简直是莫名其妙的歪论。
中央的高官因未能阻止义和团作乱，如今权势大不如前。清朝的当权者换成了外放地方的汉人总督。
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折启奏变法事宜。湖广之地自古被称为“楚”，故此一奏折又称为《江楚会奏》。最初的奏折日期是一九○一年七月十二日，提出三项建议：
尽废科举。
设立学校。
派遣留学生。
“今后将是学校和留学生的时代。起义尚需准备的时间，学生之事就暂且托付给弼臣（郑士良）吧……”
在报上阅知《江楚会奏》一事后，孙文自言自语道。那是在接到郑士良的讣闻前不久的事。
一九○一年是二十世纪的开始，但当时却没什么人意识到这一点。
这年的正月初（旧历是前一年），杨衢云遭暗杀，对孙文而言又是一记打击。
“南方先生既有邀请之意，何不赴和歌山一游？”
开口说这话的是在横滨负责照料孙文的华侨温炳臣。温炳臣是天祥洋行（Dodwell）的买办。
在当时若非拥有绝佳信誉就不可能当买办，在香港为革命派提供巨资的李纪堂也是日本邮船的买办。外国公司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只以买办为对象，因其他人的信用不佳。任何公司都会付佣金给买办，然后利用买办之名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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