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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 從孫文崛起看大清日落：青山一發 》
留學時代(3)
陳舜臣 Chin Shunshin
在七個月後，孫文又喪失了一位盟友鄭士良。
惠州起義一役的現場全由鄭士良指揮，或許是過於勞累了。到香港打電報雖是短距離，但仍須通過敵方地盤，難免每天緊張異常。鄭士良後來撤退至香港，肉體與精神上一定還繼續蓄積着壓力。
有一天，他和《中國日報》的記者們在瓊林酒樓飲酒畢，返回永樂街的中國日報社，同行的記者正在開門之際，他已倒在人力車上。人立刻被送往警局，未發現任何外傷，被鑒定為腦溢血。
但因時局敏感，有傳聞說是友人在贈送給鄭士良的食品中下了毒。此一友人的姓名是鄭夢唐，被以真名刊載出來，一時之間在香港蔚為話題。
《中國日報》是香港知名的革命派報紙，由陳少白擔任主筆展開論戰，亦稱《中國報》。相對於此，保皇派則以《商報》與之抗衡。
在此之前，海外的唐人基於交際考慮，大多數人都同時加入革命派與保皇會兩團體。例如在夏威夷的孫文之兄孫眉，便是保皇會的幹部。
但以一九○○年為界，之後不準腳踩兩條船的氣氛便越來越濃。
在鄭士良死後的翌月（一九○一年九月），義和團事件以簽訂《辛醜和約》作為善後。
連同死刑在內受處分者達一百數十名，賠償金則高達四億五千萬兩。大清國的歲入當時尚不滿一億兩，不可能一次支付如此巨額的賠償金，因此商定以三十九年的年賦抵算，外加百分之四的年利息。依專傢的計算，這四億五千萬兩加計利息，實際上已超過九億八千兩。
即使大清國覆亡，中華民國仍須承當此一債務。因有關稅做擔保，賠償金的支付確實無誤。直到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中國仍在繼續付款，最後總算付清了。
依該和約所載，清朝須進行改革。改革豈不就是變法嗎？
在不久前纔處死主張變法的譚嗣同等六人，如今清朝當局卻又急轉直下要進行變法。
若認為這樣就該赦免康有為，那可就想錯了。康有為仍舊被稱為“康逆”，即是逆賊康有為之意。
——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
此話出自由西安發出的《變法詔書》。
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是“亂法”，並非是真正的變法，這簡直是莫名其妙的歪論。
中央的高官因未能阻止義和團作亂，如今權勢大不如前。清朝的當權者換成了外放地方的漢人總督。
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上折啓奏變法事宜。湖廣之地自古被稱為“楚”，故此一奏摺又稱為《江楚會奏》。最初的奏摺日期是一九○一年七月十二日，提出三項建議：
盡廢科舉。
設立學校。
派遣留學生。
“今後將是學校和留學生的時代。起義尚需準備的時間，學生之事就暫且托付給弼臣（鄭士良）吧……”
在報上閱知《江楚會奏》一事後，孫文自言自語道。那是在接到鄭士良的訃聞前不久的事。
一九○一年是二十世紀的開始，但當時卻沒什麽人意識到這一點。
這年的正月初（舊歷是前一年），楊衢雲遭暗殺，對孫文而言又是一記打擊。
“南方先生既有邀請之意，何不赴和歌山一遊？”
開口說這話的是在橫濱負責照料孫文的華僑溫炳臣。溫炳臣是天祥洋行（Dodwell）的買辦。
在當時若非擁有絶佳信譽就不可能當買辦，在香港為革命派提供巨資的李紀堂也是日本郵船的買辦。外國公司與中國人做生意時，衹以買辦為對象，因其他人的信用不佳。任何公司都會付佣金給買辦，然後利用買辦之名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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