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入世之人，只要抱着横竖不怕死的心态，像海瑞，倒也不难。倘若能做成王国维先生那样，“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塘里没打盖，河边没栅栏，你往里面一跳，倒也解脱。难的就怕到时想死也还死不了，那才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那么，就做隐士。
我不想在这纠缠隐士与隐者的区别，士也好，者也好，反正都是人。
史上最早的隐者可能要算柳下惠、鲁少连，或者就是在首阳山饿死的伯夷、叔齐。“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他们几个之所以名垂史册，我以为不一定是他们做隐者做得好，像后人所说的那么白云野鹤，悠哉游哉，只是后人的想像。相反倒是他们做人做的挫败了，才不得已遁世。像惠连二人，不就是让你做个官吗？有那么可怕吗？何必躲躲闪闪，像伯夷、叔齐，不就是要你坐坐王位吗？有那么恐怖吗？何必矫情造作啊。然而，这正是他们的聪明之处，这不，史上做大官的坐王位的那么多，有几个能像他们四个一样，彪炳史册？
这样，正在黑暗之中苦苦求索做人之道的芸芸众生们，一下子从中悟出了真谛，悟出了一条终南捷径。看来，做隐者蛮好的嘛。
做隐者确实好啊，你看《诗经》中这首《考槃》，说的便是隐者在山水之间徜徉，自得其乐，享受人生。
溪水成全我快乐，
人贤景畅心自宽。
独睡醒来谩说道，
此中情趣永不忘。
三千年前，孔老夫子就曾有过感慨：“吾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三千年后，我读到此诗，也不觉心中一宽。
毕竟，世间多了一条做人之途。“天下无道则隐。”什么是“无道”？蟊贼当道，千家倒悬，百姓涂炭，就是无道。既然如此，为什么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从来不缺隐者？莫非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明世道？
这答案就由不得我来说了。举个例子吧，汉武帝时，一个叫严光的，武帝很赏识他，亲自征招和封赏他，但他偏要隐居富春江。客观地说，武帝时还算不上天下无道，严光之隐居，当然不是出于天下无道之故，更多地可能是一种做人方式，或者说生活方式吧。但后人偏要把他说成是隐士。现代《辞海》都把隐士定义为“隐居不仕的人”。宋代大诗人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还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原来的版本上，“风”，是写作“德”的。大约在范大诗人眼中，严光之德如山如水。老范应该是最懂得隐士哲学的了，当年他在《岳阳楼记》中是这样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何在这里却高歌忘忧之隐者呢？或许此一时彼一时？知识分子的通病？为文学而文学？不久之后，另一个大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反驳他：
“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做隐者好，好就好在有一股清奇之气，一种清洁之志。然而，若是把这种志和气拿来做标榜，显然沾污了隐士的名号。
这一点，连叫花子出身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也认识到了，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
“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
一个大老粗，看问题更切中要害。严光之德何在？隐居不仕就是德？恐怕不是孔夫子的原意吧。可叹后世熟读夫子之书的读书人，都不过是把夫子当成谋食的工具了。
有人把后世的隐士分成了十种，一是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就是那种“天子不能臣”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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