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从伏尔泰的天堂到黑格尔的地狱
1．"新加坡不在中国吗？"
2003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等候转机去法兰克福，趁着候机间歇在机场免税店闲逛。在一家化妆品专卖店见到一群日本女孩，她们交头接耳地讨论着什么，看起来是想要买某一件化妆品，但又好像有些什么问题急于要弄清楚。专卖店的售货小姐上前询问，但这群日本女孩中没有一个能够说英语，于是双方只能大眼瞪小眼地干着急。也许是我的亚洲人长相的缘故，法国售货员见了能说点英语的我像见了救星，希望我帮她翻译。我遗憾地告诉她，我是中国人，她们是日本人，我们之间互相也听不懂。法国售货员颇有点吃惊地问我："中国和日本不是说同一种语言的吗？你们不都是用方块字的吗？"见她竟有此等的错误且奇怪的念头，我不得不耐心地帮她普及了一下东方文化的基础知识。我告诉她，日本在历史上受了中国文化的很大影响，日本的书面文字曾经完全借用自中国，但日语和汉语毕竟是两种不同语言。而且依我看，日语同汉语之间的差别可能要比法语同意大利之间的差别更大。
2004年春，我在瑞典学习考察欧洲传媒的经营管理，期间结识了很多当地人士，也交了不少朋友，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每年4月30日是瑞典的重要节日之一Valborg，是庆祝春天到来的日子。节日的最高潮在晚上，每个城镇都会在中心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镇人围着篝火齐声高唱瑞典传统民歌，直到天明。我和当地的一对老夫妇一起参加了小城Norrk?ping地方的Valborg篝火晚会，事先已经有人向他们介绍过，我们来自中国。也许是出于对遥远中国的神秘感，整个晚上他们对我一直十分客气和热情。临别之时依依不舍，但老先生说的一句话却让我愣了半天没回过神来："我们以前去过新加坡，那是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我们还想再去，希望下次我们能在新加坡再见。"我一开始以为他犯了个小小口误，把上海说成了新加坡，于是就礼貌地回答："我来自中国的上海，希望我们以后能在上海再见。"没想到这一来却轮到他发愣了，他喃喃地自语："Shanghai？Singapore？"我终于明白过来：天哪！原来这位瑞典绅士不仅仅是一般的口误，他是把新加坡当成了一个中国城市！他不是不知道我来自上海，但在他心目中，上海与新加坡的关系大概就像斯德哥尔摩与哥德堡或马尔默的关系。我告诉他，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从上海飞到新加坡要穿越好几个东南亚国家，直线距离差不多是斯德哥尔摩到雅典的两倍。他之所以会将新加坡与上海混为一谈，可能是因为绝大部分新加坡人都是华人，而且能说中文的关系。老头这才恍然有所悟，不过瞧他的神情，我确信我的解释虽然澄清了他脑子里关于东亚和中国的一部分混乱概念，但也一定使他产生了更多新的混乱。
事实上，即便是在"中国热"风靡全世界的今天，大多数西方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了解不过只是停留在上述法国化妆品售货小姐和瑞典老夫妇的程度--可以说，不管他们对中国怀有的是好感还是敌意，好奇还是冷漠，除了美味的中餐、漂亮的章子怡和道听途说来的关于中国的"经济奇迹"之外，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几近于零。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曾因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备受冷落歪曲、并且很难修复和阐扬其"正本"而感到"切肤之痛"：
英语文化的强大在于它在全球各地有一个既沟通又各异的庞大结构，而中华文化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还未能建立这种结构，因此在本体活力上远远落后于整个中华文化圈的经济力量。经济再发达也不能反映群体人格，如果仍然让舞龙、舞狮、功夫、餐饮来代表中华文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总是问心有愧。（《山居笔记》第37页，余秋雨著，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西方的普通民众如此，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专业人士"又如何呢？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主席席尼里·德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欧洲议会的许多议员印象里，中国很大，但究竟有多大呢？大概和法国差不多吧！（见《中欧应以朋友方式加强交流》，载2007年1月4日《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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