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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駡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駡的人--李敖 Most people curse curse most people - Li Ao 》
八、《文星》被封(1)
陳纔生 Chen Caisheng
1964年,李敖29歲。這一年對李敖和《文星》來說,並非吉兆之年。國民黨對《文星》的動手在這一年就已經秘密地進行着。其中最明顯的是堅持“反共第一主義”的國民黨御用文人侯立朝出版的《文化界中一枝毒草》一書。該書指出李敖執掌的《文星》“决不是‘為文化而文化’,是‘為預謀而文化’。也就是說它的政治面紗是以文化叢草來編織的。”①它是“把‘講臺’當作通嚮‘政壇’的階梯來用的”,“《文星》的目的,就是要把很多的人頭腦給搞昏。使它好直接的間接的牽着別人鼻子走,這真是失了路嚮的沙漠導遊者。”②這無疑是嚮社會發出了政治解决《文星》問題的信號。 此時,早年跟隨蔣經國的國民黨宣傳幹將謝然之擔任中央黨部第四組(文工會前身)主任,面對《文星》的興風作浪,謝然之决心進行封殺。在一次研究《文星》的會議上,談到李敖,第四組中有兩種觀點,一些老派的國民黨如唐棣等人,認為李敖不過是愛出風頭的反調分子而已,而謝然之等人卻一口咬定“李敖是共産黨”! 在謝然之的帶頭操作下,大禍像一張彌天巨網,慢慢嚮《文星》罩下。但李敖毫不在意。 當時,臺大學生陳宏正等曾邀李敖到法學院演講,李敖去時,校方派校警將演講場所的門鎖了起來。 1965年,法學院請李聲庭演講“民主與自由”,殷海光與李敖亦被邀到場。李聲庭講完後,聽衆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幾句話,李與殷應聲而出,極受歡迎,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1965年8月31日,警備總部“(‘54’)訓喚五九八四號”文說: 查《文星》雜志第90期張湫濤撰寫之《陳副總統和中共禍國文件的攝製》一文中,附列《中華蘇维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原文,有為匪宣傳之處,觸犯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報紙、雜志、圖書管製辦法第二條第三款,應依同法第七條之規定予以查禁,並扣押其出版品。 實際上,《文星》上的這篇文章在思想內容上是反共的,衹是配上了有關中共的圖片而已。但欲加之罪,是無須分辯的。 1965年11月,孫中山百歲誕辰,李敖應臺灣省醫師公會之約寫了《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一文,由《文星》出版。在出版過程中,臺灣省醫師公會忽然來信,要求出書前文稿“送達本會轉呈‘中央黨部’審核認可”,李敖認為依法無據,嚴詞拒絶。書出之後,山雨欲來,風聲四起。 李敖在文化思想上挖國民黨的老根,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謝然之曾多次下令查禁封殺,《文星》處境日漸惡化。李敖决定對這個共産黨出身的國民黨敗類進行打擊,但始終苦於沒有合適的機會。 1965年11月29日,《徵信新聞報》的餘紀忠發表社論《黨紀國法不容誣陷忠良——請謝然之交出證據來!》,批判謝然之的不實之詞,謝然之與之發生衝突。李敖見機會來到,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請蕭孟能去找餘紀忠,取得聯合作戰的共識,一方面於12月1日寫了《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發表在《文星》98期,用矛盾戰法,引用蔣介石言論來諷刺謝然之。指出謝然之已違反了國民黨蔣總裁“不應憑藉權力,壓製他人”的指示,同時也批評國民黨總裁言行不一,未按憲法規定,把黨部從司法界和軍隊中撤出。批評國民黨負責宣傳工作的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謝然之刁難記者,誣控愛國青年,企圖“一手掩天下耳目”,陷害良善,並要求謝然之引咎辭職。文章還指責那些“坐在中央黨部和各級黨部那裏,而朝外管事的人”,“整天朝小百姓飛書翰、打電話、下條子,不惹得小百姓莫知所從,誤會叢生,又怎麽辦呢?”李敖在文章中還要求,在“憲政體製”下,“國民黨不但要註意退出司法、退出軍隊,並且還要註意在政治上所遺留的‘訓政式’的餘波與慣性。”這篇文章可謂正式突破了“拿武士刀者”所能容忍的極限,《文星》也因此而倍遭厄運。 12月25日,由任卓宣主編的《政治評論》發表社論,駡《文星》“走了《自由中國》的道路”,“主張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反對民族主義”,“不講是非,惟以反對和破壞是務,專事惡意的攻擊”,“完全是造謠中傷,挑撥人民與國民黨的惡感,用心至毒”。在扣了一大堆帽子以後,社論又指斥《文星》對謝然之的指控是“中傷、侮辱、誹謗,其觸犯刑章,甚為明白。” 《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很快被送至蔣介石面前,蔣介石在左右為他朗讀了這篇文章後,氣得立刻下手令:“該書店應即迅速設法予以封閉。”可見傷到了其要害之處。 李敖曾經總結過國民黨對付異己的方法:一是立刻消滅法,一是積分消滅法。“立刻消滅法是立刻殺立刻抓;積分消滅法則是靠纍積的分數夠了,再殺再抓。纍積的法子是東一件,打分;西一件,打分;上月一件,打分;這月一件,打分。最後一件,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衹要積分夠了,也就構成消滅的條件。而這最後一件就無異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①這篇捋虎須的文章就如同“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構成了“文星”書店被消滅的最後條件,殺身之禍也就立竿見影了。 蔣介石要下手令封閉“文星”,自然會造成與老同志蕭同茲的不快。為了防止這種不快,蕭同茲事先得到黨方高層人士傳達的三點秘密意見: 一、蕭先生為吾人夙昔敬重愛護之本黨先進,希望不致因《文星》問題使“總裁”對蕭先生有所誤會。 二、關於文星書刊中如《鄧肯傳》、《蔣廷黻文集序》、《孫中山先生與西醫》等文字,希望蕭先生能閱看一遍,便能獲知其錯誤所在。 三、希望蕭先生能說服孟能,使其不再與李敖接近,並將此類書刊停止發行。 蕭同茲何許人也? 蕭孟能之父蕭同茲,1932年起任國民黨“中央社”社長,18年後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到1964年離職。隨後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及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他在國民黨中德高望重,人事關係極佳。其實,對於“文星”雜志,他不是贊成,而是管不了兒子。他曾說“兒大爺難做”,意思是他管不了蕭孟能。當然他樂見兒子事業有成,凡能置身事外的,都置身事外。所以,有人責怪《文星》責怪到蕭同茲頭上,是不公平的。但有他作靠山,使《文星》不那麽容易被消滅,倒是實情。在國民黨眼中,你兒子的事業,你是脫不了幹係的。所以,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當謝然之等嚮蔣介石報告《文星》鬧事應該嚴辦時,蔣介石說:“把蕭孟能、李敖先給黨紀處分。”下面說:“但蕭孟能、李敖不是黨員。”蔣介石說:“蕭孟能的父親蕭同茲是啊!要蕭同茲負責!” 12月28日,“臺北市政府新聞室”發出通知,命令《文星》從1966年1月1日起停刊一年,理由是“違反發行旨趣。”同時,警方通知《文星》編輯部,禁止《文星》第12月號發行。 一年後,當《文星》準備復刊時,又收到了國民黨中央第四組的通知:“茲據有關方面會商的結果,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文星》雜志不宜復刊。”徹底宣判了《文星》的死刑。 李敖被迫離開了《文星》,他在事業上遇到了有生以來的最大睏擾。此時,梁實秋對他頗為關註,他勸李敖休息休息,放棄雜志上的攻擊,改換走學術著述的道路。李敖深有同感,他覺得自己在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上已達上限,已達毛姆小說所謂的The Razor Edge(剃刀的邊緣),再走下去,已步履維艱。但即使走“學術專著的路”,又怎能與現實脫節!他在《文星》被停刊三天後給王尚勤的信中說:“不論是學術性的,普及性的,我的主旨都要堅持‘經世致用’的原則,我最不喜歡逃避現實,最不喜歡‘置四海窮睏而不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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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華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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