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这时已经搬出别墅，住进了一幢小洋房，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然而子静避开继母跟父亲婉转地提起姐姐的转学申请时，张廷重倒也没有拒绝，沉吟了一下说：“你叫她来吧。”算是同意了。
过了几天，张爱玲登门了。这是父女反目后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个会见过程不足十分钟。
她木着脸提出她的请求，一无笑容；
他木着脸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然后她便走了。
自始至终，她没有对他笑过，他也没有对她发脾气。他们都没有提及她的母亲黄逸梵。而后母孙用蕃，则一直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在这一次见面之前，他们都是设想过和解的，一个是为了赎罪，一个是为了释怀——无论是罪孽还是仇恨，背负得太久，都会令人疲惫而窒息。他们都希望可以借着这次见面来解脱自己，也释放对方。
然而他们都不能够。
她从父亲的囚室里逃了出来，可是她的记忆还锁在那里；他已经不见他的前妻十几年，然而在女儿的脸上却仍读到她的神气。
他没有忘记她曾经是怎样的叛逆，她也没有忘记他曾经是怎样的暴虐。
他们两个，都不能忘记。
1942年秋天，张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进入经济系一年级。姐弟俩终于达成了“同学”的愿望。
其中有个小插曲很让啼笑皆非——文学天才张爱玲在转学考试时居然国文不及格，要去补习国文。真不知是她在香港对国文生疏太久了，还是考卷的内容与形式实在八股？
不过张爱玲倒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成一件笑话说给弟弟听，并且开学不久便从国文初级班跳到高级班。
姐弟俩终于可以常常在校园里见面了，而炎樱也一同转入了圣约翰，继续与爱玲同学。两个人一个矮、胖、活泼不羁，一个高、瘦、沉默寡言，相映成趣的画面再次成为校园内的一道风景。炎樱还计议着要做两件衣裳，各写一句联语，在路上遇见了，上下句便忽然合成一对。
她们两个仍然喜欢在穿上下工夫，从中国传统和民俗中获取服装设计的灵感，齐声批评时下看不入眼的装束。
那时有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线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炎樱形容：“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她自己则喜欢穿西式裙子和上衣，搭配一些中国古香古色的装饰；或穿连衣裙，在脖子下加一绣花的像儿童围嘴的装饰；或都上穿杭纺丝衬衣，下系西式裙子，腰间系一条猩红的流苏。总之是中西混杂，能够披挂上身的零件通统拿来，绝不浪费。
张爱玲则是鹅黄缎子旗袍，下摆挂着长达四五寸的流苏，那种打扮只有在舞台上才看得到，即使大学周六下午开舞会，也不会有人穿那种衣服，亮晶晶地耀眼。她那样招摇地走在校园里，在场女生都相互又好奇又有趣地看着，异口同声地问：“她是谁？”“是新插班生吗？”“哪来的？”“穿得好怪！”
那一大堆从香港带回来的奇装异服出尽了风头，其中有一匹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乡下也只有婴儿穿的，她却用来做衣服，自觉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而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姑姑曾经拆了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保存着，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爱玲看了，又是惊艳，立即捧了去给裁缝改成衣裳，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也答应了。
做了不少衣服，却连件冬大衣都没有，舅舅见了，着人翻箱子找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大的皮袄叫她拆掉面子，里子够做件皮大衣。然而爱玲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拿了去如获至宝。她最爱的就是这种有着深厚古意的锦衣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同学哥哥的喜宴，满座宾客都为之惊奇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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