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十三，壮飞人世间。
在左宗棠离世到光绪维新变法前夕这十多年时间里，湖南人暂时沉默了。他们在重新积蓄力量。如果说湘军南征北战造就了湖南的军事人才，那么湘军后代的东渡日本，则造就了中国旧民主革命史上的政治人才。稍后，在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中，又是湖南人领先，赴法留学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就了栋梁之材。
甲午战争后，湖南一改闭塞守旧的面貌，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
湖南的朝气来源于维新思想。湖南人好冲动，好为天下先，先是自创地方军队，接着掀起留学日本的高潮，然后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湖南有朝气，是因为那些从外地来的官员，在湖南推行“新政”。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江西人，学政江标是江苏吴县人，而长宝盐道兼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是广东人，担任过驻日使馆参赞和驻旧金山总领事，回国后鼎力推行新政。
这些来自外省的官员带来了新的见识，又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这种相互的作用，使湖南洋溢着革新意识，成为维新变法的大本营。
湖南人谭嗣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维新变法的新思想。
谭嗣同生于1865年，卒于1898年，只活了短短三十三个春秋，却成为不朽的英烈。他是湖南人追求真理不怕丢脑袋的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父亲谭继洵是清朝的大官，做到了湖北巡抚。谭嗣同少年时博览群书，侠肝义胆，喜读词章，思想敏锐。青年时期被父亲逼着参加了六次南北省试，但他厌恶科举八股，屡考不中。他目睹清王朝统治腐败，更想奋发有为，立志救国救民，给自己取了“壮飞”的名号。
谭嗣同在结束生命的四年前，看到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丧权失地，国民群情愤慨。谭嗣同痛感自己未曾致力于国家的富强，决心投身于维新变法。他气愤地斥责湘军的虚骄，非常敬仰康有为公车上书。他弃商捐银，和唐才常等人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撰文主张变法，首开湖南维新的风气。他于1896年北游访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他遍交维新志士，结识了梁启超，并通过后者进一步洞悉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观点。
1896年到1897年，父亲花钱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府，在南京待委，他经常去上海与梁启超讨论学问，研究变法理论。他还潜心读书，与杨文会研讨佛学，写成了他的代表作《仁学》。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倾向变法维新，放手让谭嗣同整治学风，培养有用人才，推行新政。
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办起了时务学堂，唐才常任教习，谭嗣同亲自讲课，使时务学堂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他又创办南学会，引进图书仪器，将学会推广到全省各地。他创办的《湘报》，“开风气，拓见闻”，积极宣传科学，为湖南思想界引进了大量新鲜空气。谭嗣同在南学会经常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他还倡导开矿修路，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奉召进京，参与新政。
启程前，唐才常为他饯行，两人分析了局势，估计到变法维新的路上布满荆棘，前途并不乐观。他对爱妻李闰说：此次赴京，吉凶未卜，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嘉无悲，所其自然”。
他已将荣华富贵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决心为变法图存，为国家昌盛贡献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9月5日，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破格赏给他们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谭嗣同从此在皇帝身边阅处奏折，忙于变法事宜。
《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免去支持变法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将他逐回原籍，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管兵权。这表明慈禧准备收回光绪的执政权，重新“垂帘听政”。山雨欲来，光绪手无兵权，惊惶失措，无计可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因为这个人表面上支持维新，并且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新军。
9月18日夜里，秋雨绵绵，冷风凄凄。
谭嗣同身藏光绪的密诏，行色匆匆，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驻地法华寺。他肩负着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生死存亡的命运，变法成败系于一身。他能不能说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即将发动的政变中保护皇上，保护变法，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谭嗣同只身来找袁世凯，表现出湖南人超卓的勇气和胆识。袁世凯一见这位年轻的不速之客神色凝重，便知事关重大，连忙屏去左右，把谭嗣同请到内室。谭嗣同干脆利落，省去寒暄，开口就直奔主题：
“你对当今圣上，看法如何？”
袁世凯赶紧说：“当今皇上，那是一代圣主呀。”
谭嗣同说：“那好。荣禄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吗？”
袁世凯说：“在下略有所闻。”
谭嗣同说：“荣禄执掌兵权，皇上将有大难。当今之际，唯有你能为圣上保驾。如果你愿意保驾，你就采取行动。要是你无心救主，请到颐和园去告发我，让我人头落地，你自能享受荣华富贵。”
袁世凯仿佛受了侮辱，愤然正色地说：“你把袁某当成什么人了？当今圣上是你我共同侍奉的主子，对你我恩宠有加，你想护驾救主，我能袖手旁观？有何良策，尽管说出来。”
谭嗣同从衣袖中取出密诏，交给袁世凯。密诏中说：着令袁世凯带兵去天津会见荣禄，出示手谕，宣读之后，立刻诛杀荣禄，袁世凯自代直隶总督，向手下传达皇帝旨意，张贴告示，宣布荣禄的罪状，然后率领军队进京，消灭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仔细看了手谕，脑子急速运转。审时度势，慈禧的后党张开了巨网，光绪好比待宰的羔羊。皇上有难，竟求助于康有为、谭嗣同这班手无寸铁的书生，说明他只是一个空架子。眼前的谭嗣同病虚气喘，眉宇间一股霉气，哪里成得了大事？想到这里，他便虚与委蛇，拿言语试探：
“天津是各国人等聚处之地，忽然把总督杀了，定会惊动中外官民，恐怕国家会分裂啊。何况我兵少将寡，要对付北边宋庆等人的五万多人与七万多淮军和练军，京城里数万旗兵也不得不防，恐怕力不从心。恐怕我那区区七千多人还没动手，皇上就会遇难了！”
谭嗣同听了这番推托之辞，后悔不该来找他。现在已经晚了，事情已经向他和盘托出，还有什么办法挽回呢？
袁世凯好像看穿了谭嗣同的无奈，而他自己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便敷衍道：“依在下之见，不如等到下个月皇帝出巡天津时再动手吧。到那时候，皇上在阅兵时疾驰到我军营里，传号令诛杀奸贼，我跟随你们拼死解救皇上，才有胜算。”
谭嗣同见有了转机，便想再争取一下，说：“等不到下个月了，皇上时刻都有被废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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