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苦向谁去诉呢？丈夫早已成为路人，母亲早已掉入“八卦阵”不知所措，又能说什么呢？在反胡风运动后期，杨述部长不是看了我的日记后说我不是反革命吗？怎么事隔不到一年我又是反革命了呢？我大胆地找杨部长谈话。杨部长倒是和蔼可亲地为我解决思想问题。杨述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死决斗，你站到了资产阶级右派一边，所以是立场问题，不是认识问题了，你赶快向无产阶级投降吧，向无产阶级投降不可耻。”我问：“那以后我还能发表诗吗？”他说：“你改个名字，叫伏雁。”有了部长的这番开导，我似乎明白一些了，认命吧！因为面对的不是敌人，正是我为之献身的比母亲还要亲的党啊！
“花儿为爱情而亡”（ 西班牙洛尔伽诗句）
我为母亲埋葬真理。
十一、无法律依据的宣判
批判告一段落时，已经是1957年冬天了，社会上的批判也进入低潮，不是浪潮逝去，而是进入处理右派的阶段。我和同单位的右派梁湘汉被临时安排在市委图书馆整理书籍，等待处理。我部还有一位右派徐宝伦因坚持不认罪，还在批判中。
逐步从报纸上或自己家庭或其他右派的传言中听说党对右派要宽大处理：右派虽然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根据言论轻重、态度好坏分成六类下放劳动，改造好了，可摘帽子。这时我还乞求什么呢？只乞求处理能轻一些；企望早一天回到人民中来，重新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而不是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怜啊！北师大的学生，热情的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年轻的革命干部，就因为天真地给党提意见，落到乞丐的地步。我这个乞丐的幻想：“当我也有了自由，像树叶那样，当我自由地在无垠的知识中探索寻求，不会因贪享安逸半途停留。”（美国诗人罗.弗罗斯特）
我多想早日恢复自由，继续在党指引下奔前程呀！
春天不管人间的变化，依旧花枝招展地来到，已经有不少人的头顶被扣上看不见，但却重如泰山的右派帽子，这样的时刻也光临我了。
1958年5月28日上午10点半，我被通知到支书办公室。窗台上有毛主席的石膏像，书桌上放着一摞文件，上面那个红头文件大概就是处理右派的根据。支书说：“你坐下吧！”他指着放在门口的沙发说。我想这就属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个现象吧。接着支书平和地说：“关于你的处理结果，机关党委已经批下来了，按第六类右派分子处理，开除党籍，不降级。这对你已经是很宽大了，希望你今后到劳动中认真改造，重新做人。下周开会宣布，宣布后就先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程，你做好思想准备。”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涌出无限感激之情，这大概就是性格被扭曲的开始。我表态道：“一定不辜负党的宽大处理，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是狂风暴雨把我打晕了？好可怜哦，是谁扭曲了我的心灵？还是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地屈服？还是对党的信任？如此复杂的心态，岂我一人？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当然也有不少烈性的右派男女以自杀表愤慨。
十二、家破子散
中午回到宿舍，这天不是星期六，孩子们自然都还在幼儿园，只有老查在家。我们的家也就是单位宿舍的一间普通房子，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两把木椅，没有卫生间和厨房，50年代一般干部也就住这样的宿舍，家具也都是公家的，吃饭也全在食堂。老查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着头颈、睁着眼睛，仿佛在凝思。他看我进来坐起来问道：“吃饭了吗？”他是处长，吃中灶，我是干事在大灶食堂吃饭，彼此不可能在吃饭时见面。我说：“吃过了，支部找我谈话了。”于是向他说了支书宣布的决定。老查说：“我知道了。”短暂的沉默后，老查冷静地提问：“咱们今后怎么办？”我知道他想提出什么？反问道：“什么怎么办？”老查说：“你成了右派，让我怎么和别人说？怎么向于光远说？”于光远是理论界的一位权威，是老查立身理论界的依靠。我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离婚吧！” 既然将我看作臭狗屎，我又何必贴着人家呢？
在反右前半年，我和老查的关系虽有恢复，但这次可非同一般，我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老查难道应陪着挨骂吗？难道还不借此下决心吗？我的担心成了现实，老查已是那么赤裸裸地说出来了，我成了他前程的拌脚石，使他无脸见朋友了。老查的话如一束寒风杀进我的心田。虽然我已落到这个地步，但内心仍然是很高傲的。我从来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座右铭：“不做月亮，要做太阳。不靠别人的光来照亮，要靠自己发光。”如果现在自己不能发光，那就隐蔽吧。在政治上向党投降不可耻，在感情上就决不能乞求别人。就这样，我住回母亲家。过了三天，1958 年6 月1日，老查和我互不言语地走向街道办事处。于是就出现了开篇所述的离婚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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