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问的人做事就不苟且，一个历史文献纪录片的拍摄者，既要用考据家的苛刻严谨对待史实，又要用历史家的细微情感去对历史人物“同情地理解”，更要用艺术家的表达水准去刻画入微，其间的艰苦往往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为一集几十分钟的片子，可能要找几百个专家学者、查阅上百万字的资料、观看上万张照片、还要奔波于国内国外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
周兵更是个有机缘的人。
电视圈的朋友们听了这个评价大都会首肯。机缘之来，不可逆料，但也正像庄子讲，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文雅的、有学问的人，会把握住一些特别有趣的机缘。
当周兵第一次告诉我他要拍摄《故宫》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拍不成，这样一部大型历史文献片，所涉及的人和事之复杂纷繁程度，不仅仅是个单纯创作问题，更是个痛苦的调和过程。我当时没有想到，他不仅拍成了，还继续拍了《台北故宫》、拍《罗浮宫》，我就开始怂恿他：接着拍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俄罗斯的埃尔米塔什（冬宫）……他却很淡然地对我说：看机缘，看机缘。
《故宫》的拍摄成功，让原本就在纪录片领域成绩斐然的周兵站到了中国当代纪录片的最高点。这部片子很难得地做到了故宫满意、专家称赞、领导叫好、群众捧场的效果，据说收视率一度盖过热播电视剧。但我知道，三年中，周兵和自己的团队访问了上千的专家学者，转遍故宫各个角落，以近乎疯狂的方式将从《清史稿》到清宫档案、从方志笔记到文物图册的各种资料堆成山。故宫郑欣淼院长长期倡导“故宫学”，我觉得周兵完全有资格做一个“故宫影像学”的开山。正是艰苦的学术工作，保证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
因此，当《台北故宫》的拍摄任务又落到他的头上时，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由于历史的原因，故宫文物分隔海峡两岸，物质的文物暂时还无法珠还剑合，但虚拟的影像做到了，历史机缘在周兵一个人身上聚拢了，他因此成为一个和宫廷历史文化特别有缘分的人。
再说这本书。
本书应该是周兵《台北故宫》电视工作的副产品，但副产品绝不是等级差一点的意思，书里有个有意思的题目叫《国宝和他们背后的故事》，当我们在电视面前饶有兴致地观赏周兵展示给我们的国宝时，不妨绕到电视背后，看看着这人如何用另一种方法讲故事，也非常有趣。
第一次为周兵的片子撰稿是《梅兰芳》，我当时很不理解，“历史”已经烟消云散，如何“纪录”呢？他就给我讲现在大家都已经很普遍接受的“真实再现”、讲电视的基本常识，好在我是个还算谦虚的人，由于认真学习，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他对我说，纪录片导演和学者的合作非常不容易，意见分歧经常导致双方各是其是，不欢而散，因为表述方式不一样，理解角度自然也不一样。每当这时，他就有自己想写书的冲动——对此我非常理解，每当我对他有所腹诽时，也有想当导演的冲动——我们不妨把这本书当作他冲动的后果。所以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它是制像者的话语，一个图像本位主义者的发言。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有比较实在的功用，就是当你看《台北故宫》时，可以把书摊开在膝头，眼睛在电视和纸张间游移，这省去了你做笔记的麻烦、听陌生历史名物的疑惑，也不妨给字幕挑错别字。在我看来，看《故宫》或《台北故宫》（包括将来的《罗浮宫》）这样地片子，应该像听领导讲话一样，先拿个本子。图文并茂的享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乐趣之一，周兵两者都提供。
我一直顽固地认为，长期被看作文化“普及”的工作，应该是最有学问的人才有资格做的，就像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那样的书，我们的大多数学者目前还不会写，这也是为什么周兵等导演要和学者产生分歧的地方。深刻和繁冗都化约为简捷和明确的时候，学术才算合格。顺便说一下，周兵是历史学博士候选人，也是学者。因此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贡布里希的时候，不妨用周兵作替代品。反正它会强过许多学者不用心编的“普及读物”。
人各有专擅，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同时也是许多人与事扞隔不通的原因。然千途异唱，会归同致，苟悠然有会于我心，则无论文字影像，说经棒喝，都不妨。
因说其人其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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