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以杂文成名，现在却潜心于历史研究，对一个长年从事杂文写作的人来说，这代表什么转变或意义？
柏杨：我一直很喜欢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国历史更是世界所有历史书籍中最丰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像中国追溯到四千年之前，甚至连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包括早上还是晚上发生的事，都可以留下详细的记载。
印度根本就没有历史，罗马帝国也没有中国这种编年体的详尽记载。但中国人有这么丰富的东西，自己却看不懂，这是多么大的遗憾！
我翻译《资治通鉴》以后，收到各种各样的投书，但我每收到初高中学生的来信，听到他们说如果你不翻译《资治通鉴》，他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懂时，心里真是异常感动。如果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懂，那该是多大的悲剧，我在想，这个工作现在不做，再经过几十年，中国人读古文的越来越少，工作将更困难。我一直期望中国文化中的病毒，能被大家彻底认识，彻底铲除，而这思想越早在心里播种，认同这种想法的人愈多时，这一股力量酝酿成熟以后，中国才有希望。
杂文虽然有杂文的价值，但杂文往往只是对变态现象的一种抨击，翻译《资治通鉴》，不只是对当时现象，还兼及导致这种现象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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