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1931-1932年，冬］(2)
我有种为一场即将到来的爱情做准备的感觉。我铺上床罩，打开一卷卷贵重的地毯。要体面地接见爱情这个贵宾，首先必须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
这种情绪下，我在房子里四处穿梭，边漆墙，边整理床铺，边把日记本放在壁炉上，还没忘挂上一盏可投射巴厘岛皮影戏的灯。
一个房间漆成一种颜色，每间一种不同的心情：红色是热烈，淡蓝色是幻想，桃红色是温柔，绿色是休息，灰色是工作。
普通生活不吸引我，我追求非凡时刻。与超现实主义者一样，我也追求精彩。
我想做作家，提醒人们留心这些非凡时刻。我想证明空间无限，意义无限，范围无限。
但我并非总是处于自以为优雅的状态。我有伪装的时候，有头脑发热的时候。某些日子里，我头脑里的音乐哑然，于是我补袜子，修剪树木，罐装水果，给家具打蜡。不过，做这些琐事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活着。
我肯定不会学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只是不知写作是否可助我逃离路维希安。我已用16天时间写就《劳伦斯评传》，得去巴黎交给爱德华·泰特斯出版。书不会明天就印刷面世，当然作者都希望书一出炉，趁它热烘烘地还活在内心时就能出版。他把书交给助手校订。
我频繁地去巴黎，每次去时，母亲都会忧心忡忡地站在窗口望着我，但不向我挥手告别。有时，我带班夸去散步，母亲就像站在窗口的老妇人掀帘瞪着我瞧，弟弟乔奎因则不住地弹钢琴，似乎要把四堵墙全给融化掉一样。
天气糟糕时，我沿铁轨散步。因没有火车时刻表，所以从未在合适的时间到这儿来，这样，每次火车还未把我从生活的困难中拯救出来，我就疲倦了，步行回家。这种对可能事件的着迷，是否源于儿时差点被火车辗死的心理创伤？在纳伊市住的时候，我家有个佣人（当时我2岁，弟弟索瓦尔德出生不久）。父亲一定勾引了她，然后又把她置于脑后。反正，她伺机报复。她带我和弟弟出门，把童车和我放在火车铁轨正中央。信号员看见了我们，他自己也有7个孩子，所以以生命为代价作了一次冒险，及时冲过来把童车踢出轨道，把我抱开。这一事件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仍然记得那个拯救我们生命的男人，以及他7个孩子铺满玩具的床。
理查德·奥斯本是律师。得向他咨询我有关劳伦斯的书是否存在版权问题。此刻的他一边放荡不羁地生活，一边在某家大型事务所当循规蹈矩的律师。他喜欢兜里揣着钱直接离开事务所到蒙帕那斯区去，为每个人付饭钱和饮料费。喝醉时，他会谈正在酝酿的小说。他睡眠极少，常在第二天穿着满是油渍和褶皱的西服赶到事务所上班。似乎要转移人们对这些细节的注意，他比平时更加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讲话，让听众无暇打断或做出回应，所以人人都在说："理查德的客户越来越少，他一开口就刹不住。"他像在高空表演秋千的杂耍艺人，不低头看观众。一旦朝下看就会掉下来，准会跌到事务所和蒙帕那斯区之间的某个地方。无人知道他在哪儿，因为他将自己的两张脸都藏了起来，谁也看不见。有时，理应在事务所上班时，他却还在某个不知名的旅馆与某个不知名女人同床共眠，有时他在事务所工作到很晚，把朋友们晾在德多姆咖啡馆。
他有两句反复使用的独白，其中一句模仿一起剽窃案的庭审。好像很多人在抄袭他的小说、戏剧和创意。他起草了一份很长的起诉名单。"他们"总在伺机偷他的公文包，其中被盗的一本小说现已发表，还有一本被盗的剧本正在百老汇上演。所以，他不把自己正在撰写的小说给我或任何人看。
另一个独白涉及到他的朋友亨利·米勒。亨利·米勒正在写一部千页小说，每一个情节都是其它作品上所没有的。他现在寄居在理查德的旅馆包间里。"每天上午我离开时他还在睡。我在桌上放10法郎，等我回去，又一批稿子已经完工。"理查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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