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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 》 楚國史 》
第三章 春秋時期楚國的崛起
魏昌 Wei Chang
一、春秋初年中原各國形勢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周幽王死(周幽王是個有名的暴君,他在位時,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他又廢申後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為後,以褒姒生子伯服為太子。申後父申侯聯合犬戎和呂、[曾阝]等國,引兵攻鎬京。幽王兵敗,被犬戎殺死於驪山下,西周亡。),子宜臼繼位,是為周平王。由於鎬京殘破和犬戎的威脅,周平王於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在鄭武公、晉文侯、衛武公、秦襄公等衛護下,遷都洛陽(今河南洛陽王城公園一帶),史稱東周。東周包括春秋(公元前770-476年)和戰國(公元前475-221年)兩個時期。前者為奴隸製瓦解時期,後者為封建製確立時期。
春秋時期因與孔子所撰《春秋》年代相當,故以此書得名。但有關史籍所記春秋時期的上下年限,與《春秋》年代並不一致。《春秋》一書始自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終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史記·六國年表》記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司馬光《資治通鑒》所記起始年與《史記》同,終點則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為了敘述方便,我們采取流行說法,即把春秋時期定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周王室從此更加衰微,轄地僅剩下成周方圓一、二百裏,即今豫西一隅之地。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名存實亡,王室經濟日絀,各諸侯國不再朝聘貢奉,周天子不得不轉嚮諸侯“告饑”、“求金”,奴隸製政治、經濟已面臨全面崩潰的危機。
與此同時,各地邦國林立,除地處黃河中下遊的“虞、夏、商、周之胤”的華夏諸國,仍為當時經濟中心之外,地處黃河上遊和長江流域衆多邦國也日益發展強大起來。所謂夷戎狄蠻的各周邊民族在華夏先進經濟、文化影響下,或內遷或嚮中原各地發展勢力,形成“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絶若綫”(《公羊傳·[亻喜]公四年》。)之勢,時而對中原各國構成嚴重威脅。
《史記·周本紀》說:“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隨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些邦國強大起來了,他們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幟,“挾天子以令天下”(《戰國策·秦策一》。)展開了爭當“霸主”的角逐,以獲得昔日周天子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恩格斯說:“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1捲,第201頁。)從此,中國歷史正如孔子所指出的,原來“禮樂徵伐自天子出”,進入“禮樂徵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出現了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空前復雜尖銳的局面。這就是春秋時期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
春秋初,見於史書記載的,中國境內約有一百多個諸侯國。在黃河中下遊的,主要有周、鄭、衛、齊、魯、宋、杞、陳、蔡、曹、滕等國;在黃河上遊的,主要有秦、晉、虞、虢、梁、[艹/內]等國;在長江流域和江漢地區的,主要有巴、楚、隨、申、息、鄧、鄖、絞、州、蓼、吳等國。夷、戎、狄、蠻等衆多民族則雜處錯居其間。《國語·鄭語》說:“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莊)、襄於是取周土,晉文侯於是定天子,齊莊、[亻喜]於是乎小伯,楚[蟲分]冒於是乎啓濮。”楚國經周代的發展,春秋時期就脫穎而出,登上與中原大國爭霸的舞臺。
二、熊通稱王與在江漢地區的開拓
周平王東遷,正值楚國君若熬(熊儀)二十一年。若敖在位二十七年,於公元前764年卒。卒後其子霄敖(熊坎)立,在位衹六年。霄敖死後,其子熊[目旬]立,是為[蟲分]冒。[蟲分]冒在位十七年,至公元前701年卒,其弟熊通殺蟲分]冒子而代立,是為楚國歷史上著名的楚武王。
從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41年的30年間,是春秋大國爭霸揭開帷幕階段,也是楚國崛起時期。《左傳·宣公十二年》說:“若敖、[蟲分]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可見若敖、霄敖、[蟲分]冒三代,都是身體力行,率領國人部族,繼承先輩事業,埋頭實幹、艱苦奮鬥的國君。其時,中原國傢,如鄭、齊、晉等初露鋒芒時,楚國亦以積極進取精神,嚮周圍地區發展。《左傳·文公十六年》載:“先君[蟲分]冒所以服陘隰也。”《左傳》這裏是敘述楚莊王攻打庸時,師叔建議學習先君[蟲分冒用驕兵之計打敗陘隰之例,來製服庸。可見[蟲分]冒是很會用兵的國君。陘隰,孔疏:“本是他國,[蟲分冒始服之也。”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說:“荊州府以東多山[奚𠔌]之險,因名。”又,《國語·鄭語》所說的[蟲分]冒“始啓濮”的濮(韋註:“濮,南蠻之國。”),是一個古老的部族,曾參加過周武王伐紂的戰爭,散居在楚之東西南部,與楚人為鄰,號稱百濮。蟲分]冒攻打陘隰、濮人,表明楚國經長期慘淡經營後,乘周平王東遷、諸侯坐大之際,也决心沿着熊渠開闢的道路,大膽地取進攻態勢了。若敖、霄敖、[蟲分]冒三代的積聚與進取,無疑為熊通果斷地僭號稱王及其擴張,創造了條件。
公元前741年,[蟲分]冒熊[目旬]卒,弟熊通殺[蟲分]冒子而代立(此從《史記·楚世傢》。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則以熊通為蟲分冒之子),是為楚武王(前740椙?90年)。他在位期間,正值東周衰微,中原諸夏亦較混亂之際。鄭是姬姓國,但鄭桓、武、莊公三代,卻乘機發展自己勢力,與東周王室矛盾公開化,由周鄭“交質”發展到“交惡”,公元前707年終發生大戰,結果周王師慘敗,周桓王也被射中了肩膀。周天子的威嚴掃地,鄭國儼然成為春秋初之霸主。但鄭畢竟處於四戰之地(鄭與東周王室比鄰,都新鄭(今河南新鄭)),並無長足的實力,鄭莊公也衹是曇花一顯的人物。晉國內亂不止,孝、哀、閔侯均為庶支所殺。齊初政局不穩,特別是齊襄公因與其妹、魯桓公夫人文薑私通而殺魯桓公;又言行無常,欺凌大臣,導致內亂,齊襄公終被殺。秦居西陲(今甘肅天水南),至公元前753年(秦文公十三年),秦初有史以記事。後雖嚮東發展,但始終為黃河和河東強國所阻。這種形勢對楚國顯然是極其有利的。
熊通即君位後,一方面利用先君“甚得江漢間民和”的有利形勢,着力經營,增強實力;另一方面謹慎地嚮周圍開拓,以鞏固後方。據《左傳·莊公十八年》追記:“初,楚武王剋權,使緡尹之,以叛,因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鬥敖尹之。”權、那處,均在今湖北荊門南。權,子姓,商武丁之後裔,是歷史悠久的古國。熊通滅權後,又遷於那處,滅其國改為縣,任命縣尹,是春秋初年最早設縣的行政改革(顧頡剛指出,權縣是“春秋第一縣”(見《禹貢》捲七:《春秋時代的縣》))〗。又據《左傳·哀公十七年》記子𠔌語:“觀丁父,[若阝]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若阝],今河南淅川西南。州,今湖北監利,蓼,今河南唐河南。上述各地,除州外,均在漢水中上遊。熊通攻占這些方國後,又大力開闢南蠻之地,國力大大增強。中原國傢對此極其驚恐,公元前710年(周桓王十年,楚武王三十一年),鄭莊公與蔡桓侯在鄧(蔡地,今河南漯河市東南)相會,討論對付楚國的計策(《左傳·桓公二年》。)鄧之會,反映了中原國傢對楚國日益強盛的惴惴不安的心態。熊通在後方立住腳跟後,就决心撲嚮漢東,解除“漢陽諸姬”對楚國的威脅。經鄭重考慮後,他首先把進攻目標指嚮隨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左傳·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三十五年),熊通率軍攻隨,駐於隨地瑕。隨侯指責熊通攻隨無禮,熊通回答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史記·楚世傢》。)隨侯答應為之周旋,熊通見隨無可乘之隙,便收兵回國了。對熊通的尊號(王)要求,隨侯果然嚮周王室作了轉告,結果遭到拒絶。
熊通得知周王室不肯尊他為王的消息,憤怒地說:“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同上。)〗於是自立為王,稱為楚武王。這年為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另據《左傳·桓公八年》載,這年夏,楚武王在瀋鹿會合諸侯,黃、隨不來參加。楚武王一方面派[艹/為]章前往黃國進行指責,另一方面又親率軍以攻打隨國。經速杞(隨地)一戰,隨軍潰敗,隨侯逃跑。同年秋,楚迫隨訂盟而回。隨不參加瀋鹿之會當然是秉承周王室的意旨,後被楚國打敗,不得不屈服訂盟,說明隨侯已被迫尊熊通為王。這樣,熊通先在瀋鹿會合諸侯,尊王之舉得到諸侯的支持;後又用武力打敗隨國,迫使姬姓國隨侯的承認,熊通的王位地位也就合法化了。
熊通稱王後,立即嚮濮人大舉進攻,“始開濮地而有之”(同上。),占有今川、鄂交界的廣大地區。公元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在鄂西,後遷川東)君遣使至楚,請與鄧通好。楚武王允許,派大夫道朔送巴使往聘,半途被(鄧屬邑,今湖北襄樊市東北)人劫殺。楚、巴於是出兵圍,鄧來救,結果鄧被打敗,人宵遁。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楚屈瑕將與發珍結盟。鄖為阻遏楚國勢力東進,駐軍於蒲騷(鄖地,今安陸東南),聯合隨、州、絞(今鄖縣西)、蓼等國,謀略攻楚。楚屈瑕、鬥廉乘隨等四國軍隊未至,出銳師襲擊蒲騷,大敗鄖國軍隊,其他各國軍隊不敢出,發軫衹得屈與楚訂盟。在這次軍事行動中,鬥廉(楚大夫)富有戰略鬥腦,表現突出。他提出“師剋在和,不在衆”,衹要自己團结奮戰,就不怕敵之衆多。當屈瑕按慣例要先占卜,鬥廉反對說:“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傳·桓公十一年》。)體現了楚人朝氣勃勃、積極進取的精神。
公元前700年(楚武王四十一年),屈瑕率軍懲罰絞,以“無[扌幹]采樵者以誘之”(《左傳·桓公十二年》),大敗絞師,迫其訂城下之盟而還。第二年,楚武王又命屈瑕攻打羅(今湖北宜城西)。屈瑕曾敗鄖、絞軍隊,倨傲輕敵,不接受建議,不防備,至羅地後,被羅與盧戎(蠻之一支,居今湖北南漳東北)打敗,屈瑕自殺。楚武王引咎自責,其他將領免於處分。楚國攻羅雖失利,但經纍年頻頻出擊,占領了漢水中上遊大片土地,漢東、漢北的道路已被打通,為楚國後來北上爭霸,創造了條件。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由於周莊王責備隨侯不該承認楚僭號稱王,楚武王極其憤怒,不顧自已年邁體弱,親自領軍第三次攻隨。據《左傳·莊公四年》載,這年春,“楚武王荊屍,授師孑焉以伐隨”。杜註:“屍,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孔疏:“楚本小國,地狹民廣,雖時復出師,未自為法式,今始言荊屍,則武王初為此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荊屍,使後人用之。”孑,即[卓戈],兼有勾與刺兩種作用,是一種新式武器。可見楚武王在對周圍用兵中,進行了較大的軍事改革,既適應遠近戰爭需要,發展了新的戰略戰術,又以新式武器武裝楚國軍隊,戰鬥力當已顯著提高。楚武王臨行前,心跳不舒,但仍統軍前往,不幸病逝於軍中。令尹(令尹,楚國執掌軍政大權的最高官職,見於史料,始在楚武王時設置。)鬥祁、莫敖屈重秘不發喪,繼續前進,“除道梁[氵差],營軍臨隨”(《左傳·莊公四年》。“除道梁氵差”,意在氵差水上架設浮橋,便於行軍),隨侯恐懼,衹得求和。屈重以楚武王特使的名義同隨侯在漢水之濱締結了盟約。隨後,鬥祁、屈重勝利班師,渡過漢水後纔為楚武王發喪。
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創縣製,設令尹,置陳兵之法,進行了一係列的政治、軍事改革。又三次領兵攻隨,威震東周王室,多次出兵徵戰,懾服漢東諸國,開拓江漢,擴大了楚國疆域,為楚國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勞。楚武王不愧為楚國奠基者之一。
三、楚文王“始都郢”與“始通上國”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卒,其子熊貲立,是為楚文王(前689?75年)。
楚文王也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國君,為了奠定楚國的根基,他即位後采取的第一大戰略行動就是把都城定在郢(今湖北江陵紀南城)。關於“始都郢”的時間,《世本·居》說是“武王徙郢”;而《史記》的《楚世傢》和《十二諸侯年表》都說是楚文王時期,後者說得更加具體:“楚文王熊貲元年,始都郢。”另據《後漢書·地理志》江陵註:“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更明確地指出在楚文王繼位後,由原都丹陽遷入新都的。楚武王懾服漢東諸國,楚國勢力已伸入江漢地區腹地,故楚文王即位後即遷都於郢,實際上是對楚武王戰略行動的承襲與發展。
至於始都郢的地址問題,歷來衆說紛紜,史傢意見是不一致的。自杜註為湖北江陵北紀南城起,一直成為流行的說法,也為人們所普遍接受。近人根據史籍與考古發掘材料,進一步考證了郢都的地址問題,提出了很有價值的見解。石泉認為:
春秋、戰國的楚郢都及秦漢江陵城應在當時的沮漳二水間(今蠻河流域下遊)、漢水以西不遠處。今楚皇城遺址(指今湖北宜城西。筆者註)應即楚郢都及其後繼城市秦漢江陵城故址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第一版)。
張正明認為郢都先後有好幾個,文王始都郢,在今宜城境。公元前506年,吳師入郢,楚昭王出逃,後雖回郢,但楚吳戰爭未息,公元前504年,楚王遷都於[若阝],而仍稱郢。幾年後,楚昭王又遷都於江陵,即紀南城,也仍稱郢。故楚國以紀南城為都,長達220年左右(張正明《楚文化史》。)王光鎬認為,“如果拋棄一切先入為主的偏見,實實在在地面對紀南城遺址的地層、遺址、遺物材料,它之絶非楚郢都當毋庸置疑”。所謂郢都,無疑是一座相當都城建製的城,……這是一座楚宣王至楚頃襄王元年前後的楚陪都,稱“[艹/喬戈]郢”。“真正的楚郢都應在漢水西部的今宜城楚皇城遺址(王光鎬《楚文化源流新證》。)
此外,還有其他不同說法,此不一一列舉。我們這裏采取的是傳統說法,即從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始都郢(紀南城)起,至公元前278年(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取郢都、楚徙都陳,一直定都在此,前後長達411年之久(其中楚昭王時曾有短時遷徙)。
郢都地處江漢平原腹地,兼有水陸之便,東接雲夢,西扼巫巴,北連中原通衢,南臨長江天險,不僅自然條件優越,而且戰略地位重要,從此成為楚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對楚國的發展與強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楚文王定都郢後,表明楚國已牢固地控製了江漢地區。為承繼楚武王“欲觀中國之政”的意願,立即全力北進。當時漢東道路已被打通,楚文王的主攻方向是在漢北,以直接叩開北通中原的大門。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領兵攻申。申,姜姓國,周宣王所封,是原西周王朝控製荊楚的重鎮。攻申必經鄧。鄧在今湖北襄樊市北,是楚文王的母舅之國(楚武王夫人鄧曼是鄧人。)但它與楚近鄰,當時徵服鄧更有直接意義。鄧人對此是有警覺的,如騅甥、聃甥、養甥等三位大臣就力主乘機殺掉楚文王,說:“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左傳·莊公六年》。)鄧侯不聽。楚文王經鄧攻打申後,回歸時果然又攻打了鄧國。楚文王這次雖未滅申、鄧,但楚國勢力實際上已伸入南陽盆地。
楚文王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後,又圖謀東嚮,以擴大北上的通道。恰在此時,地處汝水之蔡(今河南新蔡西南)和地處淮水之息為息侯夫人息媯發生矛盾,給楚文王出兵蔡、息提供了機會。據《左傳·莊公十年》載,蔡侯娶陳(今河南淮陽)女為妻,息侯亦娶陳女息媯,當息媯出嫁息侯經過蔡時,蔡侯無禮,息侯惱怒,遣使至楚要楚文王攻打息國,息嚮蔡求救,楚可藉口攻蔡。楚文王依計行事,於公元前684年(楚文王六年)秋,出兵攻蔡,在蔡之莘地大敗蔡國,並虜蔡侯歸,接着又把他釋放了。這件事影響很大,《史記·楚世傢》說:“楚強,陵江漢小國,小國皆畏之。”杜預《春秋》註說:“楚闢陋在夷,於此始通上國。”“上國”指中原華夏之國,一嚮被華夏諸國視為蠻夷小國的楚,現以強有力的面貌出現在中原的舞臺上,為諸夏所側目。過四年,楚文王又滅息以為縣,虜息媯,並長驅直入蔡國,占領其地。
正當楚文王東拓北進節節勝利時,齊國經一段時間內亂後,公元前685年(楚文王五年),齊桓公立,以管仲為相,進行改革,開始強大起來。公元前679年(楚文王十一年),齊桓公盟宋、陳、鄭諸國,開始稱霸。楚文王也不示弱,第二年,即公元前678年(楚文王十二年),為了徹底打通北入中原的通道,與齊桓公抗衡,出兵攻鄧,一舉滅掉了鄧國。史籍雖無楚滅申的具體時間記載,但從前述“伐申過鄧”來看,滅申與滅鄧時間大體是一致的。至此,北通中原的大門業已洞開。同年,楚文王以鄭厲公復位“緩告於楚”(《左傳·莊公十六年》。)為由,發兵討伐鄭國,直抵棟(今河南禹縣)而還。鄭是姬姓國,又是春秋初期大國,楚文王竟藉口懲罰,足見楚國已挺進中原與齊國爭霸了。《史記·楚世傢》說:“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文王和齊桓公幾乎是同時步入春秋大國爭霸的歷史舞臺的。楚武、文王兩代經不斷奮戰,“欲觀中國之政”的願望已經實現。清人顧櫟高說:“楚橫行南服,由丹陽遷郢,取荊州以立根基。武王取羅、[若阝],以鄢郢之地,定襄陽以為門戶,至滅申,遂北嚮以抗衡中夏。”(顧櫟高《春秋大事表》。)楚文王的定都郢與北進,為後來楚國北上爭霸奠定了堅實的基矗
四、楚國奴隸製政治的發展
楚國國君原不見稱號,如鬻熊至熊繹,均稱名,冠以熊字,熊繹後三代,亦稱熊×。至第八代國君熊渠時,封三個兒子為王,進行試探。後雖悄然罷去,但卻表明這時楚國君已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企圖僭號稱王。
熊渠之後,歷代國君仍具名,但至熊儀時,則號若敖,熊坎號霄敖。熊坎子熊[目旬],稱[蟲分]冒。“[蟲分]冒”與“敖”音同,亦為敖。可見“敖”是對國君的尊稱,是氏族製軍事首領或酋長演變過來的特殊稱呼。楚武王以後,楚國國君也有稱“敖”的,如楚文王子熊B052稱莊敖,楚康王子員立,稱郟敖。春秋後期,公子比、黑肱、棄疾聯合推翻楚靈王統治,棄疾又以恐嚇手段迫使比、黑肱自殺,自稱王,是為楚平王。平王葬先已稱王的公子比於訾,稱訾敖。故註傢說楚國不成君無號謚者,多以葬地冠敖號(楊伯峻《春秋左傳註》(中華書局出版,1981年3月第1版)。後來有的國君後裔也以先祖稱號為氏的,如顯赫的若敖氏。同時,楚族本身就是龐大的血緣聯合體,所以見於史籍,除了國君稱敖外,有的大貴族也有稱敖的,如莫敖氏、敖氏等。至熊通稱王不稱敖,一方面說明楚勢已強,敢於公開與周王室對抗,另一方面也顯示國君的至尊地位已經確立,楚國的奴隸製政治已走上了新的階段。
隨着王權的確立,楚武、文王時,楚國奴隸主專製統治,日益加強,統治機構也日臻完善,並涌現出了一批頗有政治、軍事、外交才幹的貴族。根據《左傳》等有關篇章記載,楚武王時開始有權威的官職是莫敖。莫敖屈瑕曾代表楚武王與發軫結盟,鄖欲令隨、州、絞、蓼攻楚,從中作梗,屈瑕當機立斷,在蒲騷大敗鄖國軍隊,終盟發軫而還。接着又領軍打敗絞國,迫其訂城下之盟。從這些政治、軍事行動看,屈瑕的權力是很大的,可以代表楚武王領兵出徵、結盟,主持軍政大事。另一位莫敖屈重,當楚武王在攻打隨國途中病逝,他以楚武王代表的身份與隨訂盟,並與隨侯會於漢水之濱。可見其時莫敖位尊權大,是僅次於王的官職(貴族)。就在這次攻隨時,楚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令尹的官名與首位令尹鬥祁其人《左傳·莊公四年》。)儘管令尹鬥祁列在莫敖屈重前面,但當時令尹作用卻無莫敖突出。楚文王時繼續設置令尹(《左傳·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武王時令尹鬥祁,文王時令尹彭仲爽,是見於史籍記載的最早兩位楚國令尹),莫敖一職地位從此逐漸下降了,令尹則位顯權重,成為執掌楚軍政大權的百官之首(據《左傳·襄公十五年》載,楚康王時莫敖排列在令尹、司馬之後。故從楚成王以後,令尹已為百官之首,莫敖一職的性質與地位則已轉變。)。從莫敖到令尹,應是楚國官製的重要改革,因為莫敖,畢竟帶有舊氏族貴族的色彩,而初時的令尹,並非一定由貴族擔任。如楚文王時的令尹彭仲爽,就是“申俘”。
楚武王時期,除設莫敖、令尹外,還設有軍率。“[若阝]俘”觀丁父被任為軍率後,在剋州、蓼,服隨、唐,開拓群蠻之地等戰役中立了卓著功勳,故為楚國後人所追述。可見軍率一職,是指揮戰爭的重要職務。後來楚官製中不再見有此職,可能是楚武王在戰爭中臨時設置的軍事指揮職務,戰罷即撤。
據《說苑》載,楚文王時有一個叫保申的,嚴厲批評楚文王貪戀田獵、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行為,並以“先王之命”予以笞打。這個保申就是類似“師保”之官。楚人好卜,保申既掌保養、教誨之職,又司申卜、問兇吉之事。商周奴隸社會的天人合一、政權神權並重的統治特點,楚國其時亦已具備。
此外,楚武、文王時期,衆多的文臣武將纍纍見於史籍,如武王時有參政議政與决策的鬥伯比(鬥伯比,楚大夫。他為楚武王攻隨服隨,出謀畫策,起了重要作用。據《左傳·桓公十三年》載,他認為莫敖屈瑕驕傲輕敵,伐羅必敗,可見是楚武王身邊很有才幹的最高統治集團成員之一),以及出使隨、黃等國的章、領軍出徵的鬥廉等。楚武、文王時期,楚國已建立起以王為首,王、貴族、官僚三位一體的奴隸主貴族專政的政治體製。
對已徵服的各地統治,楚國仿照周製,亦實行封邑製。如早在西周時期,熊渠就分封三個兒子於“江上楚蠻之地”,後來氏又“食邑於[艹/為]”。春秋以降,直至戰國末,楚國封邑製長盛不衰,所以封邑製是楚國基本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楚國的興衰相始終。但另一方面,楚武王又開創縣製,滅權後改為縣,這可能與鑒於西周分封製導致諸侯坐大弊病有關。楚文王繼續奉行這一政策,“實縣申息”(《左傳·哀公十七年》),從此,楚國縣製也日益發展,與封邑製長期並存。
楚武、文王縣製的創立,是楚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它對楚國的崛起與強盛,起了顯著作用。首先,楚文王時期設立的縣,均在楚國北境,既是北通中原的信息窗口,又成為爭霸中原的戰略要地。如權、那處,均在今湖北荊門境,是當時北通中原的門戶。申,在今河南南陽境,緊連方城(申之北有方城山,南北綿亙數百裏。楚國築城於此,成為戰略要塞,號稱楚國長城),成為楚國北上的戰略要地,對後來楚國稱霸中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息,則在方城南淮水北,成為後來楚國東拓江淮必經之重鎮。可見楚武,文王滅國為縣,是從戰略需要考慮的,是楚國奴隸製政治、軍事發展的重要步驟。
其二,加強了君主專製,削弱了世襲貴族勢力。縣之長官,先稱縣公、尹,後又稱令、大夫,一般仍由貴族擔任,但已不是“封”,而是“使”(任命)。如楚武王剋權,先任鬥緡為尹,後遷權於那處,任閻敖為尹。而戰略要地的申,歷春秋各代,幾乎每一、二代就有一位新的縣公,足見申縣已由楚王直接控製。
楚王由於直接掌握縣,便可大膽放手地在縣建立軍隊,成為國傢軍隊的一部分。如後來見於史籍的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就是以縣為單位的楚國地方部隊。而其中尤以申、息之師最具有戰鬥力,禦秦抗晉,南徵北戰,為後來楚之立霸,立下了汗馬功勞。今天出河南鄧縣往北往西,許多以申營為地名,與當年申之師頻繁出徵不無幹係(筆者曾帶領學生至西安、洛陽等地進行史跡考察,途中所見稱“申營”的地名不少,可能與當年申地軍隊徵戰有關。因乘車途經這些地方,未查閱當地史籍記載和實地考察,或不實。)其三,國傢直接嚮縣邑徵收軍賦,增強了國力。滅國為縣後,縣邑是要直接嚮國傢繳納租稅的,如《左傳·成公七年》載,楚莊王服宋後,莊王弟子重以為有功,請取申、呂為賞田。申公巫臣反對,理由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楚康王時,司馬掩書土田,其目的就是“量入修賦”(《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他能在全國範圍內清查土地、攤派軍賦,如無國傢直接控製的縣邑,是不可能進行的。楚武、文暨後來成、莊諸代,楚國之迅速崛起,飲馬黃河,觀兵周疆,北爭中原,與縣邑源源不斷的物力、人力的供應支援,有直接關係。因此,楚武、文王首創縣製,是一次重要的政治、經濟制度改革,它標志着楚國奴隸製的重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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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 敘言 |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歷史與文化 | 第二章 商周時期楚國的建立與發展 | 第三章 春秋時期楚國的崛起 | 第四章 楚成、穆王爭霸中原 | 第五章 楚莊王立威定霸 | 第六章 晉、楚並霸與弭兵 | 第七章 吳破郢與春秋末楚國的復興 | 第八章 春秋時期楚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生産關係的産生 | 第九章 春秋時期楚國文化的發展 | 第十章 戰國初楚國的內外形勢與吳起變法 | 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統治時期楚國的鼎盛 | 第十二章 戰國中後期楚國的逐步衰落 | 第十三章 楚國的敗亡 | 第十四章 戰國時期楚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 第十五章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的重大成就 | 第十六章 楚國民族關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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