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灭商前，商周两族的氏族制度都已经在解体，内部都已出现阶级分化，分化为贵族、平民两大阶级。灭商以后，周族社会阶级分化更加显著，步伐也加快。贵族、平民之外，还出现了贵族的私徒属，也有了奴隶。被征服族固然有因战争俘虏而降为奴隶的，周族人中也有降在皂隶的。
贵族、平民、徒属、奴隶，加上被征服族的贵族、平民，这就是西周春秋时期社会的阶级构成。
灭商，引起周人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发展。灭商以后，周人为了巩固对东方的控制，分立了一大批诸侯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周室贵族富辰的话：“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定公四年载卫国贵族子鱼的话：“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这些受分出的贵族带着他们的族人，有的还带着分给他们的殷人，到新地区去建立他们的新国家。经过“受民受疆土”，这些贵族有了土地，也有了人民。这样一来，贵族的土地、人民占有发展起【32】来，这就使得这些氏族贵族进一步向阶级枚会中的贵族阶级演化。原来氏族中的大小氏族长和显贵家族成员；都成了诸侯国的国君、卿、大夫。
这些贵族阶级是从氏族贵族发展起来的，他们原是显贵家族的族长。因之，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还带有浓厚的氏族贵族气质。
贵族的地位、权力都是世袭的。周王室显贵的贵族首先是周、召两家。从成王、康王时起，周、召两家就世为王朝的卿士。见诸史籍的有周公黑肩（《左传》桓公五年＞、周公忌父（《左传》庄公十六年）、周公阅（《左传》文公十四年）和周公楚（《左传》成公十一年）。这是周公家族的；召公家族的有：召穆公虎（见《诗·大雅·江汉》）、召武公（《左传》僖公十一年）、召昭公（《左传》文公五年）、召桓公（《左传》宣公六年）、召庄公（《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和召简公（《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参看赵光贤教授：《周代社会辨析》第121—122页）。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们一世世相承下来的人的名字，但就这断线的几代，也可以说明他们是世袭的，世代相承的。诸侯国的贵族也是世袭的，大家都熟知的如鲁之三桓，齐之国、高，都是世袭的大贵族。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西周春秋时期氏族组织仍是贵族阶级的骨架，血缘关系仍起着极强的纽带作用，每家贵族，都是氏族长，他背后都有个族。《左传》僖公七年载：“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言于齐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若君去之以为咸，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鲁庄公十三年齐国灭掉遂国，派兵在遂国戍守。十七年，遂国的“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饷齐戍卒，醉而杀之，齐人歼焉。”（《左传》庄公十七年）。杜预注谓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四族，逐之强宗”遂国被灭，这四族都没有被打散，他们【33】仍是社会上的强宗，以四族之力杀齐之戍兵而复国。
为了巩固贵族的地位和权力，周人创立了宗法制度。宗法制也主要是为保存氏族贵族阶级的地位和权力。
殷人是兄终弟及，周人始有传子之法。有传子之法而后有嫡长子继承制。随着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产生了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是周初确定的，宗法也是这时产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
“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而此制实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二者生焉。商人无嫡庶之新，故不能有宗法。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见中华版《观堂集林》卷十）
周初的宗法已不可详考，其见于七十子后学所述者，有《礼记》中之《丧服小记》和《大传》。《丧服小记》说：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敬宗所以尊祖祢也。”
《大传》说：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是故有继别之大宗，有继高祖之宗，有继曾祖之宗，有继祖之宗，有继祢之宗，是为五宗。其所宗者，皆嫡也；宗之者，皆庶也。”
宗法制是很繁琐的，我们没有必要来细讲。它的内容，可以大略概括如下：每一代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天子的众子（别子）封为诸侯，对天子大宗说，他【34】们是小宗。每一代的诸侯又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继别为宗）。诸侯的众子（别子）封为卿大夫，对诸侯大宗说，他们是小宗。每一代的卿大夫又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继别为宗），卿大夫的众子各有食邑，对卿大夫说，他们是小宗。①这样，在周代君权和宗权是统一的。天子、诸侯、卿大夫，是君长，同时又是族长。宗法制，巩固了天子、诸侯、卿大夫的族长地位，巩固了他们的宗权，也就巩固了他们的君权。受民受疆土，是周代氏族贵族长的物质基础，宗法制度，是周代氏族贵族长地位的保障，是血缘基矗
从古籍记载里我们看到，国家遇有大事，往往要召集贵族商讨决定。这种会议，称作“朝”。周天子和卿、大夫商讨政事，一般在早上进行。《左传》成公十二年，“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昭公二年，“朝以听政。”丁山教授认为这都是古代贵族“朝会议政”的遗存。（见《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国家大事，如立君、邦交、征伐等，都由贵族会议决定。如（《左传》所记，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公羊传》僖公二年，“（晋）献公朝诸大夫而问焉。”《谷梁》宣公三年，“灵公朝诸大夫。”
贵族的这种权力，显然是由氏族社会贵族的权力和贵族会议演化下来的。
西周春秋的贵族是从氏族贵族演化来的。因此，西周春秋时【35】期的贵族，还有很浓厚的氏族贵族气息，他们和他们的族之间的血缘纽带还是极强的。氏族组织是他们的权力基础，而他们的政治活动、权力斗争又往往是和整个氏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氏族族长宗子维城的宗子对于族的成员有收养的义务，族的成员有困难，宗子要予以救助。《左传》文公十七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管子·问》里有两问是：“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这里所看到的氏族，显然是已经解体了，但仍可以看到宗子仍有收存同族成员的义务。（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残存到很晚的时期）。春秋时期，我们还看到贵族任职还有为了庇护家族的一面。《左传》文公十七年，“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意诸是公孙寿的儿子，为了保住官职使族有所庇，公孙寿采取了“虽亡子犹不亡族”的办法。氏族贵族和他的族，仍是祸福与共的。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贵族往往是全族都要受到消灭或放逐。《左传》庄公二十五年，“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僖公五年，“晋候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僖公七年，“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言于齐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若君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围曹，……入曹，……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文公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锺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文公九年，“楚子越椒来聘。执币傲。叔仲惠伯曰：是必灭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宣公四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武【36】氏之谋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尽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秋，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也。”宣公五年，“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弗杀，必灭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慼，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执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宣公十年，“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丧，斵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宣公十三年，“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使由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
这一类的事例很多，就从已引出的几条已经可以看出，到春秋时期，氏族的纽带还是相当强固的，同族的命运还以血缘关系而系在一起，福则同福，祸则同祸。而这一切，又都反映西周春秋时期贵族阶级之氏族贵族的特性。贵族和他们所自出的族，仍是因血缘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
贵族也有自己的武装。贵族的武装，来自两种人，一是同族的成员，一是他们的私徒属。对外战争，贵族除率领国君的军队外，还带领自己的族众和私属。在战斗中，贵族的武装一般是和国君的军队行动一致的。但有时也可能不一致，这完全由贵族自己决定。《左传》宣公十三年，晋楚邲之战，“楚熊负羁囚知罃，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军之士多从之。”知罃，知庄子之子。这时晋兵已败。知庄子为了知罃乃率族兵反回头向楚军进击。知庄子是下军大夫、放下军兵士多从知庄子。成公十六年，普楚鄢陵之战，“栾、范以其族夹公行。”栾、范是晋国两个强族。依杜预注，是以这两个族的兵在公左右。春秋时期，贵族的族兵和私属徒的兵力是相当强大的。晋郤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左传》宣公十三年）。齐是大国，晋郤至敢以私属伐齐，私属人数必然相当多，兵力相当强大。【37】
总之，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是刚从氏族贵族演化出来的贵族，还带有浓厚的氏族气质。在他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族。这个族已不是氏族社会的族，内部已有了阶级分化，但仍以血缘关系维持它的统一和存在。贵族的政治权力是世袭的，这是氏族传统；同时，他们能维持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地位，也靠他们背后有个强力的血族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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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徐鸿修同志《周代贵族长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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