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主人”
（1792年10月9日－27日）
在我国，贸易引起了对财富的普遍追求，金钱取得了理所当然地归于知识与效能的荣誉。
塞缪尔·约翰逊
1759年
10月9日，英国人已经到了葡萄牙领地马德拉海域。“印度斯坦”号的船长马金托什上次过这里时连人带货都遇了难，他和厨师两人只是因为未在船上才得以幸免。岛上的总督接到里斯本的通知，船队到达时鸣礼炮致意。
W·亚历山大（当时滞留在北京）想象中英使在热河觐见皇帝的场面。马戛尔尼跪膝呈送国书，小斯当东也效仿，接受皇帝赠品。
遭英国人殖民的葡萄牙人
在岛上英国人受到尊敬。他们购买那里产的酒。英国人在那里共有二十几家商行，他们的资本及经营手段无人能与之竞争。葡萄牙人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上被英国人殖民了。作为商业文明的使者，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尝到了它胜利的滋味。葡萄牙人的贫困与英国代理行里异常的繁荣极不调和。
一路上都可以看到女人们背着当柴烧的染料木。“尽管她们还年轻，繁重的劳动使她们的相貌已是未老先衰。”大家都往街上随便扔垃圾，这使到处乱跑的猪极为满意。饮食差使许多穷人得了流行病和坏血病。而少数的富人又因为饮食过量而患痛风。但不管穷人和富人都得天花而成为麻子。我们的英国人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便把这种明显的落后与罗马的天主教联系起来了。斯当东联想起他找来翻译的意大利南部；马戛尔尼则想起了爱尔兰和堪那马拉耕种小块土地的信天主教农民的落后贫困。
贸易帝国
在向世上最古老、最辽阔和人口最多的帝国航行的路上，马戛尔尼不断地想着自己将要向中国证明一个新的真理：英国是“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乔治三世是“海上的君主”，特使的信件、笔记和报告中充满了这类字眼。当然他也设法婉转地表达让他主人不高兴的这一新发现：“东方”与“西方”的说法就是用来为此服务的。东方世界最高的是乾隆，而乔治三世则占了西半球的首位。但是他行动本身就揭穿了这一纯属礼貌的让步：东方应向西方开放；西方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实力和利益为借口提出只许有一个世界，一个他们可以自由行动和经商的世界。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已经声称：“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所有英国人都早就记住了歌颂这种野心的歌词：
统治吧，英国，
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800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就能以主子的身份对3亿中国人说话了。
英国开始骄傲了。这是一个日益强盛的民族的骄傲，这个民族知道自己有着压抑不住的生命力，并把没有国境的海洋世界作为自己要征服的对象。七年战争胜利后，戈德史密斯不是已经这样描写他的同胞了吗？
桀骜不驯的目光，举止高傲，
我眼前走过了人类的统治者。
当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他不朽的著作《国富论》时，他在书中描写了观察到的一种商人，资本家与企业家在进行的贸易经济。和与他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不同，他并不就一个理想世界的从未有过的组织形式进行抽象思辨，而是描写他周围那个现实而有效的体系。
斯密相信自然仁慈安排的幸运结果：供总能得到求。要是不足呢？创造精神就会得到发挥！他把一切都寄托在个人利益上，他认为有了个人利益的推动就会产生无限的智慧和发明。技术上相互启发，贸易的普遍性——这就是马戛尔尼准备“贩卖”给乾隆的思想……斯密的观点是官方的学说，1787年皮特举行盛大晚宴；苏格兰经济学家应邀参加。英国首相在入席时转向他说：“您先坐下吧，先生，我们都是您的弟子。”
早在1753年，爱咕哝而又着了迷的塞缪尔·约翰逊面对日益发展的消费社会，面对这些“昨天尚没有，今天已成为必不可少，而明天便将过时的消费品”，从道德上作了批评。这就是“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成问题，它不能很好地概括经济创造力加强的现象。而只能把我们局限在早期机器轰轰作响的车间里。而整个18世纪英国爆发的经济革命首先依靠的是船只，就像运载使团的船只。另外，马戛尔尼在他整个外交生涯中也总把自己当作这场风帆革命——海上商业革命的代理人。
连锁反应
一个世纪内，供与求之间的复杂游戏使商船队的吨位增加了5倍，使国内建起了公路、运河、银行、矿井；使铁和羊毛的生产从手工阶段进入工业化阶段；出现了瓷器生产和棉纺业。手工作坊平地而起。机器倍增以及投资所需的款项使两种新人出现了：靠在工厂工作为生的工人和工业家。
大企业家受人尊敬，有人奉承，并常常被封为贵族，比如小罗伯特·皮尔或理查德·阿克赖特。1768年当韦奇伍德截去一条腿时，所有的伦敦贵族都打听他的消息。同欧洲大陆不一样，英国贵族不用担心丧失贵族资格，以从事经济活动为荣：一位公爵从事首批运河的开掘；一位爵士打乱了土地的轮作……英国出现了一个独特的阶层。既不是一下子。也不是按预先设计的阶段而产生的。而是无数相互作用力的总和；是一个连锁反应。
革命首先在头脑中进行——人的头脑同时想到一切。商业财富的积累，海上实力增强，金融发达，农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都相互促进。假如不出现一个崭新的现象，它们就会遇到一个极限。瓦特和鲍顿在1775年对乔治三世是这样介绍的：“Sir，we
sell what the world desires：power．”“先生，我们出卖世界所渴望的东西：实力。”他们在这里就实力这个既可表示“动力”又可表示“权力”的词做了文字游戏。这句话表明经济实力的时代来到了。驴推磨的平静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力变成了蒸气——人类征服的最有成效的东西。能同这相比的只有火的控制、农业的诞生，或中国没有能很好利用的印刷、火药、指南针等发明。没有蒸气，便没有机器的广泛应用，而只能像中国那样出现一些聪明的但孤立的发明，而且得不到推广。
马戛尔尼一直关注着这一连串相互促进的发明创造。他在货舱内带去了许多样品。世界变了：是英国人改变了世界。
从贸易中产生的这种经济爆炸并不停留在岛上。是它把马戛尔尼推向大海。英国的繁荣早于殖民地，但并没有忽略它们－－先从北美殖民地开始，1763年又加上了法属加拿大。1783年“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是一个考验，但也顺利经受了：英国对新成立的“合众国”的出口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从17世纪起，英国人在印度依靠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3个商埠，它们控制着次大陆产品的输出，标志着一条向东方延伸的航线。他们勾画出一个腓尼基式的帝国：一个他们更喜欢的、没有殖民地的帝国。打开中国的大门是一个更全面的计划的一个部分。敦达斯努力说服荷兰人把新加坡对面的廖内岛让给英国。而首批英国移民——主要是苦役－－则在澳大利亚安置下来。
通过这一系列的商埠，英国人要把联合王国的工人所纺织的、铸造的与加工的产品献给世界。就像在一块寓意的纪念章上，象征商业与工业的两个丰满的身影携手合作。
1763年后不久，克莱夫勋爵在印度战胜了莫卧儿大帝和法国人之后曾建议伦敦用武力征服中国。老皮特否决了提议，理由是想让如此众多的人屈服的想法是不理智的。30年后，外交手段是否会表现得更有成效呢？马戛尔尼对此抱有希望。
但是“进步”这个概念——当时还未称为“发展”——是否能用武力、诡计、甚至诱惑来强加给那些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人们呢？孔夫子没有读过亚当·斯密的书。
大海的君主
从马德拉岛到加那利群岛的航行极为愉快。4天以后，特那里夫岛突然出现在眼前。士兵霍姆斯感慨地说：“这是世界上所有孤立的山峰中最高的一个。”
原先并没有计划在圣克卢斯镇停留，因为冬天在那里停泊的条件极差。但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认为在此停留有两个好处：使“豺狼”号有机会赶上来；为船上买些比马德拉更适于长途运输的酒。使团的随员发现最好的葡萄酒被称为伦敦特产都感到非常自豪。
马德拉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在英国人之前就在这些地方停泊了。但到18世纪末时，他们好像仅仅是为了英国的贸易——或者说是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贸易才保留了这块地方：因为美国人已到这里来购买英国人不买的酒了。
西班牙人态度谨慎，所以同该岛接触甚为困难。幸亏有许多英国人在他们的住处殷勤招待。当地的西班牙贵族整天忙于参加宗教活动。霍姆斯讽刺地说：难怪他们的买卖不兴旺。
几个英国人“手脚贴着悬崖峭壁试图爬上峰顶。”下个世纪中叶英国人将在瑞士和法国萨瓦省创造登山运动，但此时他们已表现出了他们的本性：对自己提出挑战，用体育运动来保持对冒险的爱好，奋斗意识和事业精神。
在锚地，一艘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不寻常的旗帜：法兰西共和国的三色旗。船长向船队鸣炮致意。其实他是想对抗而不是表示敬意。有几颗炮弹溅得海水飞扬。“这位船长以为战争已经开始，他像加斯科尼人那样夸口说要向我们舷炮齐射，让我们遭到重创后再降旗！就是这些人在高喊反对我们行使海上霸权。”
一个既有运气又有性格的成功者
“马戛尔尼勋爵，德尔伏克子爵，陛下的特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小小的总督在他经过的每一个岛都用礼炮或盛宴对他表示敬意。因为他们都来自以贵族偏见维系的旧制度的欧洲，一见这些头衔不免肃然起敬。但他们只要阅读一下《绅士杂志》大概就会松一口气：马戛尔尼是一个新人，他的家谱并没有他的经历来得光荣。
他善于抓住接踵而来的机遇。最后一次是凯恩卡特的去世。他之所以会有这个机遇，乃是因为他有过其他的机遇：在圣彼得堡的外交经验，统治加勒比海的实践以及在马德拉斯获得的对东方的知识。假如不是第一位荷兰勋爵、难对付的巴黎条约的谈判者、显赫一时的亨利·福克斯的帮助，谁有办法把27岁的他派到叶卡捷琳娜二世那里当特使呢？假如马戛尔尼不在日内瓦遇到亨利·福克斯的儿子——赌遍欧洲大陆的斯蒂芬，他又怎么能得到这种友好的支持呢？”
但是，偶然性并不足以造就一个命运。必然性还起着作用——内部必然性。他很有性格。在雷诺兹1764年给他画的肖像前，福克斯惊叹道：“啊！真是像极了！”他认出了热情洋溢的目光和自信的额头。而在热情和自信方面，他是个行家，他刚刚夺走了法兰西帝国的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并树立了英国在大海之上的霸权。
运气和性格，马戛尔尼的确需要它们才能在专挂先祖画像的短短的廊子里加上这张由一位著名画家画的年轻肖像。他只是一位名叫乔治·马戛尔尼的苏格兰移民的曾孙。他曾祖的绰号叫黑乔治，1649年来到信天主教的爱尔兰的一个居民区。黑乔治、他的儿子以及孙子用辛勤的劳动和巧妙的婚姻手段扩大了他们的方草场：房子、农场和磨坊。他们经营农业，政治上则参加人们开始叫做辉格党的活动，这使他们生活富裕并获得了好的名声。
黑乔治的儿子，即未来的马戛尔尼勋爵的祖父1700年年仅54岁时便在爱尔兰议会占了席位。晚年时，他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孙子，即本书主角的身上。人们关心他的教育。小乔治学了拉丁、希腊和法国的经典著作。家里让他到都柏林天主教地区的新教学校著名的三一公学上学，当时他13岁，而他的同学都已十六七岁；家里隐瞒了他的年龄。
敲门砖
1757年秋，20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但他丝毫也不想为谁诉讼。他到那里在一个欧洲大陆所没有的、被拿破仑称为“寡头集团”的圈子结交了一串朋友。这个圈子把人分成胜者和败者，即能成功地使自己出名的人和不能使自己出名的人。它把权势赋予那些善于攫取它的人。
英国精英的真正培养方法是“转一大圈”——到欧洲大陆旅行。1759年未，马戛尔尼坐船去加来。每年都有不少于4万名英国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和介绍人的情况在欧洲大陆旅行2至3年，甚至5年。一块敲门砖，但代价十分昂贵！在那里学习观察，判断，欣赏，最后体会到自己高人一等——只从获得全欧洲积累的文化财产这一点来看就是如此。
马戛尔尼22岁就继承了家产。但他真正交上好运是在瑞士。旅行仅6个月后，他于1761年1月在日内瓦与七年战争胜者的儿子斯蒂芬·福克斯成为朋友。马戛尔尼成功地使他的朋友免受诈骗，并不再迷恋赌博：队此他与斯蒂芬形影不离，并于7月份把他安然无恙地送回伦敦。福克斯一家充满了感激之清，并对这位年轻的爱尔兰人着了迷。同年末当斯蒂芬重返日内瓦时，他的父亲请马戛尔尼做他的良师益友。
这第二次旅行恰如具有魔法。所有的大门都为他们敞开。福克斯的名字使马戛尔尼会见了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人。他受到符腾堡公爵的接见，在纳沙泰尔见到了卢梭，在费尔奈见到伏尔泰。伏尔泰惊叹地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小小年纪便了解这么多的学科，知道这么多的东西！”马戛尔尼给这个伟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后者推荐他去见黎希留与舒瓦瑟尔这些当大臣的公爵以及爱尔维修与达朗贝尔等哲学家。伏尔泰给爱尔维修写道：“我杰出的哲学家，这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年轻英国绅士，他跟您的想法完全一样：他感到我们的民族很好笑。”在这个自称为“启蒙”世纪的年代，马戛尔尼在它的发源地吸取着光的能量。
他找到了精神——也找到了金钱。和福克斯一家的接触使他进入到一个有几千镑收入的圈子，而当时一个纺织工人两个星期也挣不到一镑。一个不用在候见室等候就可以见到要人的圈子。马戛尔尼尽管具有写作天赋与惊人的记忆力，尽管他熟练地掌握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尽管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并对成熟女人有着特殊的爱好，要是没有福克斯一家，他大概也不会有机会跻身于社会的最高层来。荷兰勋爵给了他这个机遇，而他又善于抓住不放。
年轻的马戛尔尼一下子进入了一个以全球为活动范围的英国巨富世界。海上贸易是寡头集团积蓄实力、考验成员和更新能量的中心。英国人成了五大洲的运输者。英国商船的吨位是法国的两倍，是荷兰、瑞典与丹麦的5倍，是西班牙的10倍。他们在巴达维亚出售在里约热内卢买到的商品，在欧洲出售在印度买到的东西，但这还不够，永远也不会够的。马戛尔尼出海正是为了说服乾隆让英国扩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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