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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的藝術 藝術的紅學
周汝昌 Zhou Ruchang
嚴格說來，“紅學”這門學問，是有其特殊定義和界限的，並非是一講《紅樓夢》就是紅學；用“一般小說學”去對待《紅樓夢》的，仍然是一般小說學，而不是紅學。紅學不是要去“代替”一般小說學，它卻補充和豐富一般小說學。一般小說學也不能(一不應該，二不可能)代替紅學。我自己一嚮如此理解，所以應該歸入一般小說學的文藝論析，無待特作介紹，衹有對《紅樓夢》的藝術的特殊點，它的與衆不同之處，加以揭示和討究的，纔算得上是真正的紅學藝術論。比方說，乾隆年間最早的“評紅傢”高鶚，他衹說“是書詞意新雅”，這種泛詞還不能成為真正的“紅學”見解。衹有同時的戚蓼生，大書特書地為讀者指出：“……今則兩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牘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嘻，異矣！”衹有當他給我們抉示出這一與衆不同之點、這一罕有絶世之奇的，纔真是紅學的藝術論——或者藝術的紅學見解。如果不主張拿乾隆時人作例而說明鄙意，那我就直白地說是：衹有深通紅學的藝術傢來談《紅樓夢》的藝術，纔不使我感到這是拿一般化的眼光去看待《紅樓夢》。我這樣說，不必誤會，就認定我不懂得“《紅樓夢》畢竟是小說”這個大道理了；其實我是說，紅學藝術論而一點也不知道這部小說的特點、特性、特色，把它講得和任何一部別的小說的藝術一樣，毫無發現發明，那就令我非常之失望並且“感慨係之”了，因為事實上頗有一些講說《紅樓夢》的藝術的論文，其實質衹是說了“形象鮮明，性格突出，語言生動，結構謹嚴”——我管這叫做“十六字真言”，它可以用來“評論”任何一部夠得上小說的作品。
在我上述的這個基本認識的標準下對去年的紅學藝術論作一番“巡禮”，我不能不首先列舉王朝聞同志的《論鳳姐》。我舉它，並非因為它的作者有名氣，也不是看到它的本頭厚，足有五十來萬字。當然，作者的名字我會註意到的；但在“名下有虛士”的歷史情況下，我並不總是崇拜名氣；但讀《論風姐》，確實感到了他是“名下無虛士”的一位老藝術傢。他以如此的篇幅來專談《紅樓夢》(實在還是衹集中談了一個人物)，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論鳳姐》全書，“結構謹嚴”。它共分四十章，而每章分為七節，一絲不亂。作者自謙，說這是一部讀書筆記的整理稿，這話我倒是也信也不信的。說信，是指這部書的體裁。說不信，是說王朝聞同志讀書札記不可能如此整齊奇巧。這種安排(再加上他的大小標題一律采用《紅樓夢》中的一句話)本身便是藝術傢別具匠心的表現。
四十章、章七節， 二百八十則札記，所記何事？是拿鳳姐作示例，剖析曹雪芹寫人物的藝術。曹雪芹的藝術，論起來方面很多，但畢竟他寫人物的手筆最高明，而人物中確實以寫鳳姐寫得最全面、最係統、最完整、最精彩——也最活。取這個例子來論述紅樓藝術，可說“探驪得珠”。
王朝聞同志怎麽寫這部筆記？有何特色？我以為，第一他頗通唯物論辯證法，所以他懂得世界萬物現象的復雜性，從不把本來是復雜的看得簡單，因而把事情弄得除了一個“簡單化”之外再也沒了別的。第二他懂得藝術這個東西除了要講共性，最是要講個性，即特殊性，沒有了後者，就根本不再是藝術——也就再不見了《紅樓夢》。第三他能精深，又能淺易，他最厭惡裝腔作態，矯揉扭捏的“藝術”，所以他自己的“筆記”雖然隨處都有名言至理、精言要義，卻無“學者氣”和賣弄腔，當然更不擺登臺“訓衆”的派頭。我以為，必須是這樣子的，庶幾可以談藝術乎。由於我所見到的不都是這樣，因而覺得他這部《論鳳姐》格外可貴。
大藝術傢和能談藝術的大傢，必須是一位真正的通人(而不是擺出架子而並不真通的那種，這是不時可以遇到的假通傢)。他在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和素養，而且瞭解這多方面之間的關係。他細心敏感，淵覽精思，高瞻遠矚，而又平等待人，謙虛剋己。一句話，絶對不同於某些狂妄人，因為他論藝術是為了大傢休戚相關的一件大事，而不是為了表現自己。王朝聞同志的精通古今中外的藝術對象和理論，並不使我驚奇，使我最驚奇的是我一讀其書，發現他對紅學的一切竟然是如此地諳悉，實在大出我之意外。說實在的，我甚至想象他是不會對那些紅學知識感興趣，也不會去讀的。這完全說明我所“見”之不廣，——這“見”是指思想方法。
不通紅學是無法真正懂得《紅樓夢》的，《論鳳姐》的實例證明了此一要義。他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不但沒有象有些“評紅傢”輕看譏嘲紅學的意義(以為“掀開紅樓夢，就書論書”纔是文藝批評傢的“純潔性”和高明之處)，他反而於首章以一個專節(第五“雖死亦當感涕也”)來着重指出：“事實方是研究工作的出發點”，紅學研究的許多成果，“為了弄清楚被人弄得很亂的關於《紅樓夢》的歷史背景”，確實“說明了這部小說的産生原因或社會依據”，確實有助於“瞭解曹雪芹創作素材的來歷，瞭解他對於貴族地主階級醜惡現實的態度，瞭解他思想上與藝術上的特點”。這就是通人大方傢的見地。他強調“特點”，就是我上文說的那個意思的實例。他說：“沒有雍正這樣的統治者，也就不會形成《紅樓夢》那種奴隸語言式的寫作方式”；他能看到：“曹雪芹的讀者和親友脂硯齋，既要揭示《紅樓夢》的政治內容，又要替作者打掩護，因此他的批語往往自相矛盾。”他說這是“用心良苦的産物”。
這些，正就是衹知道“一般小說學”的藝術評論傢所不能理解，甚至是不肯承認的。
王朝聞同志在開捲部分，一次提到《紅樓夢》時，用的是“這一部小說”，特別在字的下面有着重點三個。這就不是無所為的。他通部書的一個突出點就是剖析這部特殊小說藝術上的特殊性。他說明“我喜歡讀這部小說，不衹也着眼於它那巨大的歷史內容，主要目的是瞭解它在藝術上的成就”，而他更註意的是“思想上和藝術上的特點”。這就看得出他是不同於一般小說學家了。
作者在四十章書中，用了三十二章——即從第四章直到第三十五章，從各個方面和角度論析了曹雪芹寫鳳姐的藝術手法。他從“對立統一與典型化”“典型的兩個普通性”……談起，談小說人物的性格，從人物心理一直談到人物的思想方法。其中特別令我個人感興趣的是他看到也說出的一個重要道理：
“……這個人物形象不僅具備與其他人物相對立的鮮明性格而且她的性格本身也具備着各種對立的因素，形成性格的單純與豐富的對立統一。……作者對她那做什麽和怎樣做的描繪，在人物行動中塑造人物性格的方法，……而這一切，都是通過‘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融合體現出來的。……’她的性格的階級性時代性，性格的個性和共性，如果不是依靠鳳姐與其他人物之間，那些錯綜復雜的矛盾衝突的生動的豐富的描繪，那麽人物形象的典型化難免成為一句空話。”
“作者沒有為了暴露鳳姐而把人物性格簡單化，臉譜化，漫畫化，也沒有故意加上一些多餘的令人生厭的論證性的語言，以表示所謂的主題明確。曹雪芹暴露鳳姐的用意並不含糊。它的說服力不在形象之外而在形象之中。不論讀者是否接受作者的思想，都不感到他自以為比讀者高明。”
這簡直太好了！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焉”——我在不止一個場合表示過這種見解，從他得到了不約而同的印證，實深欣幸。
上面引了兩段話。其最後一句，更是特別重要之極。對此，如感興趣，可以在書末找到更細緻的解說，就是第三十七、八、九這三章，專門論說“創作與欣賞”——作者與讀者的關係問題。
說老實話，我看此書，對這三章最佩服，最得味，比專論鳳姐性格什麽的更加愛看。王朝聞同志在論《紅樓夢》藝術的專著中以此為“結穴”，他指出：創作與欣賞之間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矛盾；欣賞也是一種主動性的積極性的復雜的精神活動；高明的藝術傢的魅力的來源之一就是他對讀者的態度的一個基本點是尊重和信任。我們不時遇見一些好心的同志，他們的口語中的一個喜用的詞是“懂嗎？”這種人，實際上把自己看成是群氓傻瓜中的唯一的聰明者——這種人如果當“作傢”，就和曹雪芹不大一樣。
“衹有把讀者讀小說時不衹有所發現而且有所補充的作用估計進去，才能全面理解《紅樓夢》在藝術上的創造性，也就是它在社會作用上的能動性。”
他為了說明這一藝術重大問題，沒有忘記舉出兩個在“紅學”上關係極端重要的“特殊讀者”，一個是脂硯齋，一個是高鶚。關於這，我特別對王朝聞同志心折。因為在這兩個“試金石”上纔真正驗出評紅傢對紅學是真精通還是假內行，對紅樓藝術的特點是自具眼還是徒有目。你聽他是如何評論脂硯的：
“在我看來，《紅樓夢》所用的藝術手法，不衹在於塑造出生動的形象，用它來表達作者對生活的認識，而且在於它的運用，同時産生了一種可能啓發誘導讀者，靠他們自己認識小說所再現的生活的作用。……〔此處舉了鳳姐初見黛玉時的一番言辭作例〕脂硯齋認為，這些描寫是對鳳姐也是對黛玉的傳神之筆。這是符合事物互相聯繫的規律的話。脂評還着重指出：鳳姐所說‘真有這樣的標致人物’，‘這方是阿鳳言語。若一味浮詞誇語，豈復為阿鳳哉？’這些議論不衹說出了作者的長處，……一筆寫出鳳姐和黛玉這兩個人物，同時也說出了讀者自己的長處，——能夠欣賞藝術美。”
如此佳例，不能盡舉，說明對脂硯的賞識是藝術傢的眼力高的證據。對於高鶚，他的刪、改、篡、添……，王朝聞同志完全用“紅學專傢”校勘版本的做法，揭出了他的“藝術”上的遠遠不能與雪芹同日而語，而且嚴詞指明：
“但是(高鶚)這種把讀者當笨伯的作法，自己正是一個笨伯。經他一改之後，他自己認定的主題明確了，但形象的‘神韻’沒有了，作品的豐富內容被簡單化了。可見在藝術觀方面，他不是曹雪芹的‘個中人’。”
“《石頭記》的續者高鶚，對《石頭記》的修改，仿佛衹是文學上的，其實正是高鶚在政治思想上和曹雪芹相矛盾的表現。”
“從這種刪削可以看出，續者高鶚與作者曹雪芹在藝術和思想傾嚮方面的對立。”
“而且表明文藝創作與文藝欣賞的矛盾，是一種復雜的思想鬥爭。”
王朝聞同志並特別舉了尤三姐這個例子，分析評批了曹雪芹原作與高鶚改造的是非高下(對此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曾在一個會上說：曹雪芹無意給封建婦女立“貞女”“烈婦”牌坊來“旌表”之)。他結論說：“文藝欣賞的思想鬥爭是夠復雜的。……高鶚的改書，至今仍得到一些讀者的支持。讀者與作者的矛盾永遠存在，讀者與讀者的矛盾也永遠存在。”
這真是，既為一位藝術老輩的慨乎言之，又為一位嚴肅學者的清醒認識。這兩者的結合，就表明了本書的一切特色。——例如他科學地論析了脂硯的一處批語之後，說出了一段話：
“俗話說的‘給死人治病’或‘對牛彈琴’，用來理解創作與欣賞的矛盾，不是不尊敬某些自以為高明的讀者。看來脂硯齋還不象是這樣的‘死人’或‘牛’，《紅樓夢》對他不完全是‘東風吹牛耳’的。”
王朝聞這位藝術大傢的慨乎言之，卻又是十分謹嚴而樸實的。他的好文風，充分表明了他的好學風。
在結束語中，他指出：
“《紅樓夢》所取得的超越前人作品的成就，依靠作者不能‘任陋人支藉’的‘心靈’。”
“……因而應當說，《紅樓夢》藝術值得藉鑒的方面，主要仍然在於藝術與群衆的關係。”
我們對此，不是可以當作“晨鐘暮鼓”而發人深省嗎？
王朝聞同志之著此巨編，並非“為談紅而談紅”，是有所為的。我對他的評鳳姐這個人物的見地，並不一定非要“完全一致”不可；我對此書也有我自己的“解味”與猶感不足之感。東方藝術——特別是中華民族藝術上的特點而表現於曹雪芹筆下的，有些點、面，似乎王朝聞同志此次尚未來得及遍涉詳談。但他也交代過了的：“我覺得《紅樓夢》的形式和風格，有一種區別於西方藝術的中國特徵。它近似中國畫或戲麯舞臺藝術，不以造成逼真感的幻覺取勝，而是表現藝術傢對生活的感受為主，……因而我閱讀它時，覺得發現多於直感，讀起來覺得它是常新的。”這段話，最極重要。(他衹提到中國畫和舞臺藝術，我則還提出了“詩”的因素這個要點，見《曹雪芹小傳》第十九章，以及周策縱教授為此書所作序言中有關部分。衹這一段話，就使我對他異常欽佩傾倒。對此，他謙虛地表示了正在深入探索和擬出續篇(論黛玉)的打算。我相信，我的“不足”會得到滿足。
一九八一年夏揮汗草
（原刊於《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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