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三试第一，名气很大，踌躇满志地走上了求官之路。但接连四次乡试（举人考试）都名落孙山。追根究底，蒲松龄用小品笔法写八股，虽然得到施闰章的赞赏，其他考官却不会认可。他们都是用刻板的八股文做敲门砖取得功名的，他们只会写这样的文章，也只欣赏这样的文章。蒲松龄的才子之笔怎么能入这些平庸考官的青目？
因为施闰章的赏识，也可以说是误导，蒲松龄最初参加科举考试就偏离了跑道。
蒲松龄做了半个世纪秀才。秀才是最低的功名，却最辛苦，总得考试。各省学政任期三年，学政到任，先举行秀才考试，叫"岁考"。岁考决定秀才的等级，考得不好，要降级，考到一等，就有了做廪生的资格。所谓"廪生"，就是享受朝廷津贴的秀才。廪生有名额限制，即使岁考一等，也得有了空额才能"补廪"。岁考第二年举行科考，成绩分六等，考前几等，可以参加乡试，考五六等，要降级。蒲松龄做秀才做了20年才"补廪"。按规定，乡试三年一次，纳税多的省可以录取百名左右举人。蒲松龄一生大约参加过十次左右乡试。也就是说，大作家蒲松龄为区区"举人"功名，用了不少于30年时间反复参加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的诗词记录了这些尴尬的失败。
康熙二十六年，48岁的蒲松龄参加乡试。他拿到考题，觉得很有把握，写得很快，回头一看，天塌地陷！原来他"闱中越幅"了，违犯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有严格的书写规范，每一页写12行，每一行写25个字，还必须按照页码1、2、3连续写。蒲松龄下笔如有神，写完第一页，飞快一翻，连第二页一起翻过去，直接写到第三页上了，隔了一幅，这就叫"越幅"。而越幅不仅要取消资格，还要张榜公布，就好像现在考试作弊被公开点名，是很丢脸的事。蒲松龄写了首词《大圣乐》描写闱中越幅的感受："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他痛心疾首，无颜见江东父老。
蒲松龄被折磨得如痴如狂，却不肯放弃对举人的追求。三年后，康熙二十九年，蒲松龄又参加乡试，头场考完，被内定第一名，偏偏第二场考试他因病没能考完。又名落孙山！他的《醉太平》词写"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将孩儿倒绷"，像有育儿经验的妇人把婴儿襁褓包倒了。
年过半百的蒲松龄仍不肯罢休，他的妻子刘氏劝他：不要再考了，如果你命里有官运，早就出将入相了。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一定要听打着板子向老百姓催税的声音呢？蒲松龄虽然觉得妻子说得不错，却仍不甘心，他63岁时在《寄紫庭》中写"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说明蒲松龄再次在乡试中失利。此时离他"三试第一"已过去44年。
蒲松龄升官梦破灭后，又寄希望于儿孙。耐人寻味的是，不仅他的子孙不能飞黄腾达，他教的学生也同样没官运。他40岁后任教的毕府，过去出过尚书、刺史，蒲松龄在毕府30年教出的学生，居然无一人通过乡试。这一切都说明，蒲松龄治学跟科举考试背道而驰。
蒲松龄在八股文上用这么多精力，未免可惜。如果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写小说上，《聊斋志异》的篇幅肯定可以翻一番。那是多美妙的事？
我们现在旁观者清，当年蒲松龄却当局者迷。因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是下层知识分子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出路。蒲松龄虽然喜欢写小说，却数十年如一日，花费大量精力钻研八股文，痴痴盯着"举人"这个头衔。直到晚年，蒲松龄因为《聊斋志异》很有名气时，他仍然认为，自己一生一事无成。
人总是很难认识自己，蒲松龄始终认为他做进士绰绰有余，只是缺举人这个环节。《聊斋志异》反映出强烈的"举人"情结。蒲松龄在《王子安》"异史氏曰"中说，秀才考举人有七种相似：刚进考场时，光着脚提着考篮，像乞丐；点名时，考官训斥，隶卒责骂，像囚犯；等回到考试的号房，一个一个号房上边露出脑袋，下边露出脚丫，像秋末快要冻坏的蜜蜂；等出了考场，神情恍惚，觉得天地都变了颜色，像出笼的病鸟；等到盼望发榜，草木皆兵，做梦也总是幻想考中，有时想到得志，顷刻间楼阁亭台都有了；有时想到失意，瞬息间骨头都烂了，这个时候，坐卧难安，好像是被拴住的猴子；忽然，飞马来报考中的消息，报条里却没有我。这时神情突然变了，灰心丧气，像服了毒药的蝇，摆弄它也没感觉；刚刚失败时，心灰意冷，大骂考官没眼睛，笔墨没灵验，势必把案头的书都烧了，烧了还不解气，还要撕碎了，用脚踏，用脚踏还不解气，一定要把这些书丢到脏水里，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人把八股文拿给我，必定要把他轰走，没多久，气渐渐平了，想求功名的想法又起来了，就像是跌了蛋的斑鸠，只好衔木营巢，重新另筑窠。这样的情况，当局者痛哭得要死要活，而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实在是可笑到极点。"七似"对秀才考举人的精彩概括，没有切身体会绝对写不出来。而这些真实的感受是蒲松龄写出大量精彩科场小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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